摘要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同时也堪称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诗歌的异同总根于特定的语言和文化,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诗歌的异同。本文着重略论中西诗歌在体裁、题材、意境及诗者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从而透视中西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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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 中西文化 异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化的源流传统决定着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同的文化土壤造就了其本身特点和流变模式不一的中西文化精神异同。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何种风俗,诗歌都是最美的语言精华,也是人类真情实感的凝结。本文试从中西传统诗歌在体裁、题材、意境及诗者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说明中西方诗歌的异同,进而透视中西文化的异同。
一 诗歌体裁的不同
比较中西诗歌,可见中西不同的诗体传统。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著作侧重于短小的抒情诗,而西方各民族最早出现的文学著作则偏向于长篇叙事诗。例如:西方最早描述战争与爱情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可谓宏篇巨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诗歌也一直沿袭长篇叙事的题裁,例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等。而中国最早的诗歌是以短篇抒情诗为主。例如:《诗经・国风》里的篇章,内容抒情,篇幅短小。
西方叙事长诗的风格塑成和中国的抒情短诗的酝酿形成都离不开文化的土壤。西方长篇叙事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文化消费市场刺激的结果,是文化消费市场需要的产物。首先,在古希腊,作诗、唱诗或诗歌表演是一种“生计”或行业。根据柏拉图的《伊安篇》所载,这个行业从人数、专长、内容上都颇成气候,形成为一种职业群体,他们四处奔波,以吟唱自己的创作或以表演传统的史诗为生活手段,而荷马被公认为是这个行业的领袖。诗歌表演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的行业,文化市场的需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古希腊发达的祭祀庆典和观剧制度使这种市场和消费者的形成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与希腊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众意义上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文化垄断的结果,文学和文化遂成为宫廷尊严和荣誉的标志,文化和文学的消费只是在狭小的贵族圈中才存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及平民与此几乎无缘。文学由此成为一种政治舆论工具,而丧失或掩盖了审美功能的本质。孔子虽有弟子三千,但与西周当时的总人口相比,微乎其微,与古希腊的文化普及相比,相差甚远。
二 诗歌意象的不同
由于文化的异同、文学语境的不同,中西诗歌意象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中国诗歌意象侧重的是情、景、理三者的融合,而西方诗歌则多重视心理直觉描述,情感性参与较少。通过比较中国诗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和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短诗《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可见中西诗歌意象的不同。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作者一开始就抓住“秋”的特点。把许多鲜明的自然景物,无比巧妙地组织起来――先是近看路边,“枯藤”、“老树”和“昏鸦”三者一气呵成,入木三分地描写天涯游子眼中的秋景;接着远观小河蜿蜒,“小桥”、“流水”、“人家”又构成了另一幅恬静自在的生活图画。说“情”,前两句的景中句句有情,景色描写中渗透着诗人对亲人的思念,对家庭生活的向往。说“景”,后三句的情中句句有景。前途渺茫,自己骑着瘦马,走在西风萧瑟的古道上,而正值“夕阳西下”时刻,这样的孤独和寂寞怎不令人肝肠寸断?在写景中抒情,在抒情中衬托景色,传递诗人的情理寄托。虽然是散曲,但其中的“情”、“景”、“理”却明显地融合在一起。
与此不同,美国诗人庞德最有名的短诗《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则特别强调了主体感觉而非写具体真实的“象”: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人流中忽隐忽现的张张脸庞;黝黑沾湿的枝头上片片花瓣。)
全诗只有两个独立短语,并不成句,中间有个分号,没有连词。这实际上是一种平行结构, 虽然不十分工整,但与庞德主张的“运用富于音乐性的短语节奏,而不是节拍器的节奏来进行创作”的观点相契合。
中西诗歌意象的不同,究其原因也是文化异同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融合性的审美意蕴主要源于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就是他所明确界定的一种“天人合一”境界。这里的“天”就是指自然,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都已经不存在。受传统文化的作用,中国诗歌意象侧重的是情、景、理三者的融合。与中国诗歌不同,西方人注重自我,看重现实,其天人两分的观点继而演变成物我两分。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诗歌多重视心理直觉描述,个人情感参与较少。
三 诗歌题材的不同
中西诗歌的异同,除了在发展轨迹上有侧重抒情和偏向叙事的分别外,还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理论最明显的标志是情理性,即言志说情。诗人常常侧重内心世界的情感描述,同时借助外部写景加以衬托,以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而西方传统诗歌创作主流则为事理性,即言事写实。诗人常常通过叙事成分来揭示或暗预某种哲理性的东西,纷繁复杂的叙事最终归结于一理,达到理事互补互衬,使读者获得一种对抽象理念的深刻感悟。如乔叟的叙事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1386-1400)总引中的第一段:
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e shoures sote
The droghte of Marche hath perced to the rote,
And bathed eu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Whan Zephyrus eek with his swete breeth
Inspired hath in euery holt and heath
The tender croppes,and the younge sonne
Hath in the Ram his halfe cours y-ronne,
And smale foweles maken melod ye
That slepen al the nyght with open ye,
So priketh hem nature in hir courages:
Thanne longen folk to goon on pilgrimages,
And palmers for to seken straunge strondes
To ferne halwes,couthe in sundry londes;
And specislly form every shires ende
Of Engelond to Caunterbury they wende,
The hooly blissful martir for to seke,
That hem hath holpen whan that they were seeke.
乔叟在这一段里用中古伦敦方言描写了自己与一群香客前往坎特伯雷朝圣之际的大好春光。前三行“4月里的甘霖渗透了3月的干旱,一直达到(植物、树木的)根部,使每一缕茎丝叶落都得到了滋润”的诗句,不仅交代了时间和空间,景中含情,还描绘了诗者的心田。接着诗者看似平铺的描写了春景:
“和煦的西风使每一片树林和每一片荒地都吐出柔枝嫩芽。充满朝气的太阳走过了白羊星座的一半,小鸟从夜晚的沉睡中睁开眼睛,啁啾不已,是大自然触动了她们的心灵。”
小鸟啁啾,万物苏醒,诗者的愉悦之情寄托于自然之中。在最后七行里,诗者交代了一群渴望去圣地的朝拜者从英格兰的每一个角落赶往坎特伯雷去朝拜福泽无边的圣徒。在这七行里,诗者巧妙地寓议理于叙事之中。在这寥寥无几的诗行中,作者游刃有余地从时间到空间,从议理到叙事,从写景到抒情,从微观到宏观,层层涉笔,有条不紊,置抒情于景色之中,寓议理于叙事之中,遣词造语可谓惊警简洁。
与西方诗歌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诗歌注重情理性。诗人往往借助景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以达到情景交融。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诗人并没有直接描述自己的惜别之情,而是写了告别宴上那燃烧的蜡烛。在诗人那极度悲伤的情绪下,那彻夜流溢的烛泪,仿佛是为男女主人的离别而哭泣,情丝绵绵,蕴藉深远。再如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欧阳修《蝶恋花》中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都是寄情于景,情景交融。
四 诗者表现手法的不同
中西诗歌的异同还体现在诗人抒情方式的不同。以田园山水诗为例,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的一个特点是意境优美。诗中所写多为湖光山色,晓风残月等,呈现静态阴柔之美。而西方山水田园诗往往寓意深刻,表达出捉摸不透的神秘意境。比较中国诗人王维的《山居秋瞑》和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 tern Abbey),可见抒情方式的异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诗中以清新、淡雅的语言,通过细腻、生动、传神的描绘,创造了一个清纯、安谧的山居境界。“明月”、“松间”、“清泉”、“石上”,清幽至极。月色泻于林隙,泉水悠然流淌。清冷,寂静之感顿生。而“竹喧”、“莲动”,生动鲜活;“归浣女”、“下渔舟”生活气息扑面而止。实乃“空山”不空,是一处恬然自乐的世外桃源,故“王孙自可留”成为诗人理想的留居之地。诗人借景抒发出其高洁的情怀和对生活的理想,将山水田园之美与诗人清高出世的人格美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定的空灵境界和归隐的思想,暗示着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弃,而以寄情山水为乐。
威廉・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王佐良译)其中有一节这样描述:
“我感到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来自落日的余晖,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这段写的是诗人在一个古寺废墟上的沉思感受。非常明显的是,这决不像我们中国的一般山水诗,其所吟咏的也远远超出了山野田园之趣。诗人仿佛要传达一种捉摸不透并难以传达的神秘思想,原诗英文选词独特,句子结构曲折,表明诗人企求把难以言说之意说清楚的努力。诗歌主旨欲说明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魂灵息息相通,融为一体。华兹华斯在《不朽的兆象》一诗里曾说:
“我看一朵最平凡的花都有深刻的思想,深藏在连眼泪都达不到的地方。”
这可以说是20世纪以前西方人对待自然的共同特点,即总希望在自然中寻出什么奥秘来。而中国诗人却只求逍遥于自然之中,只要能在自然之中得到一份慰藉和欢乐就足够了。
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异同,不存在优劣。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才使得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通过对中西方诗歌异同的比较,从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窥见文化对人类精神作用之深远。
注:本文系2017年宝鸡文理学院重点学科项目“专业英语课堂中的跨文化教学探讨”(ZK09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钱念孙:《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比较》,《学术界》,1996年第5期。
[2] 朱光潜:《诗论・诗的起源》,安徽文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辜正坤:《英文名篇鉴赏金库》,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 仲红卫:《文化消费与诗歌体裁――从中西比较看中国古代缺乏长篇史诗的原因》,《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姚艳梅,女,1964―,陕西户县人,本科,副教授,探讨方向:中西文化比较,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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