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末清初时期是近代科学思维形成、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重视数学原理与辩证逻辑；而以迪卡尔、培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家则更钟情于归纳法、还原法以及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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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 科学思维 明清
科学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指思维主体的认识定式和认识运行模式，它不仅表现为思维倾向、思维运作的“逻辑”等诸多“精神定向”的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活动起引导和规范影响，包括为科学探讨活动提供一套科学信念、基本原理、理论模式和操作措施等，因而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的思维基础和逻辑前提。明末清初时期是近代科学思维形成、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结合当时的科技翻译情况，本文试图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科学思维的主要特点作一简要比较。
一、中国科学思维的特点
1.数学原理。明清之际，中国人非常重视数学原理。以士大夫徐光启为例，他既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有理论深度的思想家。他的巨大科学哲学贡献，并不在于他的世界构图而在于他的思想措施论，在于他在长期系统地观察和试验的基础上，能把数学化置之于首要地位，从而在中国摸索到了近代科学的边缘。
作为明清之际卓越的科学家，徐光启曾评论过前代许多科学家的缺点，指出他们是“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 法” 和“ 义”有别：法是指根据经验对数据进行推算，义则是指归结为自然现象内在的联系的数学原理。徐光启要求科学必须是有法、有义，即必须把观察和试验所得的数据概括为数学原理来加以考察。
徐光启在从事探讨和翻译中认识到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环节――“度数之学”的功用和地位。他说，科学掌握了度数之学，犹如工人掌握了“斧斤（斧子的一种）寻(长度单位，八尺叫一寻)尺”，就能够“明理辨义，立法著数”，迈进科学的大门，从而“渐次推广，更有千百有用之学出焉”。因此，西语论文题目，他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影响”，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辩证逻辑。“由数达理”的思维措施，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措施。梁启超曾指出这一点：“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探讨措施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所谓“外来的变化”，首先就说明了这种思维措施为中国传统所缺乏。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都将形式逻辑思维措施冷落在一边。利玛窦曾经说：“中国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李约瑟也曾经指出，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的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因此，中国数学的主流是朝着代数学的方向发展的。
二、 西方科学思维的特点
1.“由数达理”的 形式逻辑。西方科学由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来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被徐光启称之为由“数”达“理”。而“由数达理”这种思维措施里面体现出的逻辑是一种形式逻辑。在徐光启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在于重视形式逻辑思维措施的训练。他把“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措施视为西方科学优于中国传统科学的根本所在，他试图通过倡导这种思维措施来改变中国科学停滞不前的局面。《几何原本》因其集中体现了形式逻辑思维措施而受到徐光启的特别推崇，因此，他特别重视对此书的翻译，认为“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他还将其看作绣鸳鸯的“金针”，甚至还把它看作更为基本的造金针的措施。
《几何原本》之所以能成为“金针”甚至更为基本的措施，就在于它提供了训练缜密心思的形式逻辑措施。掌握了这种思维措施，“无一事不可精”、“无一事不可成”，当然就能够自己绣出“开矿冶铁”之类实用科学的“鸳鸯”。 《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作品，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几何原本》成为了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探讨工作也颇有作用。
2.还原论。还原论是西方经典科学所孕育的一种思维模式，它相信简单性、确定性、可逆性，倡导用单项因果关系把自然现象归结为一套基本要素，用较低层的规律解释、推导上一层次的事实和现象，从而获得对客观世界彻底的理解、控制和驾驭。
迪卡尔在《措施论》中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还原论的基本思想，并提出了措施论的四条规则。其中，第二条写道：“把我们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西语论文，都尽可能的划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用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迪卡尔在措施论上的这一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以后自然科学探讨的基本思路。牛顿以其力学原理建立了机械性的原子论世界模式，认为世界万物向机器一样，是按力学原理有零部件组装起来的，最小的部件是惯性实体原子，牛顿从这种世界观出发，提出了分解－还原的措施论原理。还原论思维在近代科学的探讨和发展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对世界的探讨和大踏步的从宏观和微观开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由于当时西方传教士自身的传教目的和学术偏见，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以来的新思想、新成就讳莫如深，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里略、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波义耳的新元素说以及先进的实验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大多只字未提。相反，他们却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奉为圭臬；关于伽利略、牛顿的经典的近代及经典科学体系还一无所知。直到200年后，哥白尼的中心说和牛顿的经典力学才由中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李善兰介绍到中国。
3.归纳法。归纳法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措施。归纳程序的第一步是尽量搜集材料，找出各自的特性，然后通过“三表法”（肯定表、否定表、比较表）将各特性进行归类略论，找出共同之处，淘汰不同之处，由此再将得到的“初步收获”用来解释自然现象，适者固定下来，不适者在返回到原处的各归纳过程中加以精致和去伪，如此反复，最终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便是“归纳法”的要旨。
归纳法首先由17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他在提出“归纳法”之前，首先对传统的“三段论”演绎法做过批判。因为“三段论”的整个基础是“概念”，由于“概念”是人们对具体事物的抽象，而这种抽象常常又会因主体因素而多变不定，所以，“概念”本身的准确性与具体性并不可靠，以这种不可靠的“概念基础”为内容的“三段论”本身也就不可靠了。他指出正确的措施应当是“归纳”，因为归纳能从各典型的具体的事物或实践中寻觅出共性。科学认识总是从认识个别事物、个别实例开始，从中归纳和总结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一般规律。因此说“归纳法”也与科学理论的要求相吻合。
三、结语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上，中国科学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的地位，曾经作出过灿烂辉煌的贡献。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大步前进。相形之下的中国科学开始逐步落后于西方，这其中科学思维方式或许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的机械论、略论论和形式逻辑等在当时的中国虽初露端倪，却未被广泛接收。至于以有机论、整体论和辩证逻辑等为特色的中国科学思想是否会再次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正如林岷先生所言：西方“条块分割过细，以致相互割裂，有时很难发现事物的规律”。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科学思想与积极吸取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思想显得同等重要。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基金项目（J06S14）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对译介策略的作用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伽利略：《对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何兆武：《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
孙一凤、李书仓：山东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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