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思维方式是文化的基础，也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中西文化在意识形态、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逻辑思维等方面存在较大异同。本文着重围绕“天人合一”与“二元对立”，直觉形象与逻辑推理，实践理性与抽象理性等方面对中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探讨，对推动中西文化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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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思维方式；比较探讨
人类任何自觉的行为，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所以说，思维方式是文化的基础，也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因此，对中西思维方式进行比较探讨关于推动中西文化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天人合一”与“二元对立”
中国人的观念，明知物我、人我之间的种种矛盾，但力求避免强化对立，希望相融和合一，追求对称、平衡、和谐。
中国文化的三种平衡：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天人平衡）、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平衡（人伦平衡）、人心内部的平衡（身心平衡）。
“天人合―”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它培育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广土大众的文化；它向往大同社会，四海为家，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它崇尚秩序，追求和谐，反对战争，痛恶分裂，也不尚竞争；它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准则，要求理论的实际效用，要求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它反对空谈玄想，憎恶口是心非，也造成了对纯理论和纯思辨的轻视。它铸成“礼之用，和为贵”的大众行为模式，它包含对家人的关怀和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也有老道圆滑的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的柔顺。它也是“文以载道”、情景交融、文质彬彬的艺术追求和人的精神与九天的同流贯通。
“天”是指认识对象、客体，“人”指认识主体。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把天地人我、人身人心、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系统之中，肯定各子系统合要素的内外依存，密切联系。如以“道”、“一”、“太和”表明整体，以阴阳为两面，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整体综合。强调了宇宙一元论、世界的一体化，是一种古朴的系统论。
在天人统一体中，人处于中心位置，认为天道（自然规律）与人道（社会规律）是同一的宇宙规律的表现，因此，“人者，天地之心也”，了解人道，就是了解天道，或者说用人道取代天道。忽视天道，就是对客观不做分解略论，也不做界限区别，用主观代替客观。
天人合一的系统观虽然相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和合理性，却否定了一个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实体的存在，与科学需要的客观精神相悖。
《列子天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
〈礼记〉：阳盛则散为雨露，阴盛则凝为霜雪。
思维对事物整体“统观会通”的缺点在于即使对客体解析区别，也是用简单的阴阳解释一切，穷尽真理。这种思维方式断绝了进一步的探究，堵塞了走向近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道路。
自然观：“天”是指自然。天人合一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有机的联系。中国文化从来不认为自然是外界、是彼岸，是人身外的知识活动对象，而是与人自身融为一体的统一有机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道家）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作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
社会观：“天”是道德之天，儒家将天道、天理视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最高来源。“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统一观念表现于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伦理上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宗教观：“天”是人事不能及，无能为力之事的终极原因，是“天命”、“命数”、“命运”。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能以至诚求得神助。
“天人合一”认识论所形成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宗教观的整合，引导中国文化理性趋于实用，它指导了一个较少宗教情结的乐观坚定的民族，并形成了一个关注热爱现实生活的文化。
二元对立。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西方文化中也出现过早期人类与自然混沌一体的认识。二元对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对立，人自身的分裂。
认识论：物我二分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主客体的对立二分。因为发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将认识主体从自然万物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界看作一个课题，这样才有了科学探讨，才有可能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就成了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前提，构成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
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征服自然必以认识自然为基础，于是科学理论作为征服自然的有力武器备受西方文化重视。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
“人为自然立法”――康德
“全部文明的进程是以精神法则战胜自然法则――人战胜自然为标志的。”――亨利・托马斯・布克尔《英国文明史》
社会观：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而群体（社会）则注重共同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共同利益的准则对个人个性准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定、制约、压制。
宗教观：人的存在有理性与动物性，心与物或灵与肉的二元对立。
宗教徒把人生当作皈依上帝的旅程，将肉体与灵魂、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作绝对的分割。
由此西方人建立起无数对立的范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与肉，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理性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
西方文化正是认定事物内部、外部的矛盾冲突促成了事物的发展，所以宇宙世界、人类社会才如此充满生机活力，永不止息地运动。也正是承认事物的异同特征，强调个性的价值，才有了千姿百态的世界，一个个独立的各具风姿的人和人的独特价值及对人的尊重及平等观念。 二、直觉形象与逻辑推理
中国式的直觉形象重形象、重体验、重直觉。从语言、宗教开始，中国人认识事物习惯借助具体的、形象的符号，用形象来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本质。
从感官感知的事物入手，以直观具像的符号说明道理，用某种具体事物或直观表象表示抽象概念、思想意境。用特殊性例子（不经过归纳）直接得出普遍性结论，抽象概念均由感性词汇借喻演变而来。
如，两小儿辩日，大小=体积，东西=物体，尺寸=长度，“螳螂捕蝉”、“守株待兔”、“庖丁解牛”，以阴阳五行等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解释一切。
认为只要把握了某些现象的某些特征和属性，就可以推导出其全部特征和属性。
荀子：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
鸦片战争之后，逻辑一词由严复译自英文logic。西方式的逻辑推理优点是具有严密性和清晰性的特点。便于人们理解和掌握，使经验和技能转化为可以交流和传承的知识。缺点是限制了主观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包括牺牲思维的自主性以保障遵守逻辑的法则。有时表现为刻板地不近人情，不会灵活变通。
三、实践理性与抽象理性
中国――实践理性。中国哲学的目标在于回答“怎么样”，它关心的是物的功用。中国思维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西方哲学则致力于回答“是什么”，它的兴趣在于寻求终极真理。
中国――实践理性“正德、利用、厚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头等大事。
在正德的基础上讲利用、厚生。重视实用技术的开发创造，西语论文网站，只关心理论的实用价值而不作纯粹认知，从而使纯粹科学得不到重视与发展。
实用目标不仅存在轻理论的问题，而且实用目标的理性近视还会模糊我们对终极目标的追求。
实践准则使中国文化具有急功近利的理论近视和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
春秋战国：名家（公孙龙“白马非马”）――“辩而无用，有害于治”。（鲁胜《墨辩注序》）魏晋：玄学家清谈――上层知识界一时的风尚，终被正统文化所淘汰。佛教：其中形而上的理论、教义、繁琐缜密的纯粹措施被拒绝了，其学无徒孙相传。
总之，有名家而无逻辑学，有测量计算而无几何学，有占星术而无天体学，有辞章学而无语法律，生物学知识也几乎完全含于农学和医学之中，从而使纯粹科学得不到重视与发展。而纯粹科学是运用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发达的纯粹科学，那么，实用技术的发展也就有限了。
西方――抽象理性。西方哲学沉迷于追求物质的本质。本质是潜在的，非直观能把握的，因此抽象理性在西方成为其文化思维的特点。
抽象理性具有超越功利、脱离急功近利目标而趋于纯粹措施、纯粹认识的指向，即为认识而认识，西语论文，因而更注重于措施的寻找，系统理论的建立。
抽象理性的心理基础是对理性的崇拜。西方人认为人的理性是值得信赖的，而经验常常会发生错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