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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造的、大战风车的神奇骑士堂吉诃德在全世界家喻户晓。但是这一形象以及作者的读取却延续着种种误解。本文梳理了20世纪西班牙语学术界对塞万提斯探讨的成果,客观而审慎地排列诸家所说,展示出的结论令人吃惊:这部世界名著之中充斥着对当时西班牙所执的宗教压迫和血统清除国策的控诉,一代文学伟人的身世也可能与穆斯林有着深切纠葛。由于塞万提斯所处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乃是西方战胜了穆斯林世界,并完成了资本主义奠基、资本积累和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突破性解读,无疑将形成对被遮蔽的历史叙述以及文学探讨中西方霸权话语的有力挑战。时值全球正在纪念《堂吉诃德》第一部400周年,这一探讨无疑将击破死水,引导人们重新理解逝去的安达卢斯穆斯林文明以及当前的世界,从而成为一件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大事。 关键词: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 西班牙 安达卢斯 改宗 摩里斯科 400年前的1605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小说《堂吉诃德》①的第一部出版, 10年后(1615年)第二部问世。400年以降,这部小说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著作之一,吉诃德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虽然对于塞万提斯的探讨作品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探讨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一、探讨史之突破 在整个20世纪里,西班牙国内陆续出现着一些重要的解读。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西班牙处于历史危难,每当西班牙人反躬自问“我们是谁”,堂吉诃德论就悄然掀起一个新高潮,仿佛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埋藏着西班牙的秘密。“98年代人”的思考是近代第一个高潮(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失去了最后一批海外殖民地,西班牙民族渐渐显露在现代的落伍,“98年代人”指那个年代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中最重要的哲学家米盖尔·德·乌纳穆诺(1864—1936)在文论《生命的悲剧情感》(1912年)中将终章命题为《当代欧洲悲剧中的堂吉诃德》[1]。在他看来,吉诃德的事业是古老的中世纪宗教精神对文艺复兴所代表的“现代科学正统裁判所”(套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一词)的抵抗,是“精神”对“物质”的抵抗。乌纳穆诺建构了作为“民族宗教”的“吉诃德主义崇拜”,他称堂吉诃德为“我们至高无上的疯子,我们的楷模”。乌纳穆诺是崇尚精神、追求永恒的西班牙式文化的代表,但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天主教保守主义者,他的眼光还未达到批判欧洲中心论的高度。“98年代”思潮的另一端是鼓吹现代化的精英。 比如,被这一潮流裹挟的两个人物拉米罗·德·马埃斯图(1875—1936)及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马埃斯图在写于1926年的《堂吉诃德,唐璜与塞莱斯蒂娜》[2]中提出,《堂吉诃德》反映了西班牙民族对英雄业绩的疲倦。马埃斯图给西班牙人开的药方首先是“对金钱的热爱”,是“发明创造、生产以及合理地组织劳动”,是征服大自然。因此,在他看来,“真实性不可或缺,把风车当成巨人不只是一种幻视,更是一种罪过”。1914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对于吉诃德的沉思》[3]中给西班牙人开出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处方,目的无非也是给西班牙人换血,放掉乌托邦的陈年旧血,换上科学、理性的生命源泉。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马林(1855—1943)是“塞万提斯学”领域里著名的实证主义探讨者。他在20世纪上半叶推出了3个不同的《堂吉诃德》注释本。值得提示的是,他的塞万提斯探讨是“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探讨的副产品”[4]。虽然马林对塞万提斯的思想缺少宏观把握,但自他之后无人再否认塞万提斯的安达卢西亚文化背景。正是这位实证派学者无意中使塞万提斯探讨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他后来在塞维利亚发现了与塞万提斯家世有关的重要资料。造成塞万提斯探讨突破性进展的,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1885—1972)。1927年,他了《塞万提斯的思想》[5],提出文艺复兴时代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思想对塞万提斯的作用。 30年之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认识,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欧洲中心视角。这里要提到塞万提斯探讨的第二个高潮,触机是西班牙近代以来第二次重要的民族危机--—西班牙内战(指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共和派和佛朗哥分子之间的内战。后者在国际法西斯势力支持下获胜后实行独裁统治达40年之久)。触目惊心的国民分裂使人们再次回顾历史。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而流亡美洲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潜心探讨本国中世纪史,发现16、17世纪的西班牙具有与欧洲他国异同很大的历史特点,感到对这段历史的探讨无法绕开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长达8个世纪的存在--—而这是西班牙史学领域的禁忌。1948年,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历史进程中的西班牙:基督徒、摩尔人与犹太人》,引起激烈争论②,修订版题为《西班牙的真相》③,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书中写道:“伊比利亚智慧中最独特、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扎根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共处的几个世纪所缔造的生活方式之中。”该书被推行大西班牙主义集权制的佛朗哥政权列为禁书。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论战对手历史学家桑切斯·阿尔波尔诺斯1957年《西班牙,一个历史之谜》④,他强调西班牙文化中的日尔曼因素、卡斯蒂利亚因素,即单一欧洲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