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中的“再创造性”指的是什么?许钧（2017）在谈到文学翻译时说：“文学翻译除了具有翻译活动的一般特性之外，还有其特殊的性质，这就是它的再创作或再创造性，亦即它的文化性。 由此而产生‘文学翻译是文化活动’、‘文学翻译等于创作’等说法；……。”许钧（2017）还认为：“翻译的创造性是人们长期以来忽视的一个本质特征。……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学者在有关理论的指导下，从各种不同的途径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日语毕业论文，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从翻译的历史影响、语言重构、艺术发展等各个方面揭示出翻译具有创造的性质。从翻译的全过程看，无论是理解还是阐释，都是一个参与原文创造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感应或复制过程。”如果原文文本是原作者的一种“创作”或“创造”的话，那么译者的译文便是对原文文本的再次创作或再创造。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理解和阐释原文的过程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创造的过程，译文是译者对原文进行再创作的成果。 有许多中外翻译家和翻译学者就译文的“创作”性进行过论述。如西方文艺学派的学者便认为“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文化，翻译的再现是一种再创造。”其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自主性的，即所翻译的文本是“阐释性”的，译文可能是一种“原文创作”。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提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以异’”，茅盾讲到“翻译的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著作。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许渊冲（2017）在谈及创作论与文化论时，对创造性的翻译进行了如下总结：“一、文学翻译要‘忠实于原作的意图’；二、要‘应用适合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再现原作，就是我所说的‘发挥译文优势’；三、诗词翻译要创造性地传达原作的‘意美、音美、形美’；四、‘好的翻译等于创作’，但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翻译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五、‘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翻译文化的成熟境界，这就是翻译的‘文化论’。”许渊冲总结的五条准则中，除第三条是单就诗词这种体裁的文学著作提出的标准外，其余的是就小说、散文、戏剧的翻译提出的见解。 综合茅盾、郭沫若、许渊冲、许钧等各位先生的论述和总结，我们不难发现，文学著作的创造性翻译具有一定的层次：首先要做到忠实于原作意图；其次要让译文能够再现原作风格；最后便是在忠实原作意图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自由地进行创作。如能做到最后一点，那么译文便是一篇具备文化美的佳作，译者便是很好地完成了对原作的再创造工作。 中外翻译理论家充分肯定了文学著作翻译具有再创造性，提出了译者进行创造性翻译的准则。这些理论及准则均是翻译家们从中英、中法等翻译实践中进行的总结，这些准则是否也适用于中日文小说的翻译实践?在进行中日文小说翻译时，译者的创造性是如何发挥的?遵循了何种准则?译者的再创造性是否具备一定的层次?本文将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作《心》的三个中译本为例，研讨在小说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如何进行再创造的。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指出：译者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文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措施。本文将对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译者的翻译目的进行介绍，为后文比照三个译本提供参考。然后，选用“异化策略”和“归化策略”以及顺译、合译、分译等翻译措施，对译文中的词汇、句子进行略论。最后，略论译者对著作进行再创造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及其层次。 1、 《心》的语言风格 《心》发表于1914年，是“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的第三部著作。故事讲述了“我”在海边认识了一位“先生”，后来常去他家做客。毕业回到家乡的我接到了一封“先生”的遗书，信中讲述了“先生”的故事：“先生”和K是发小，在学院时代两人一同爱上了房东漂亮的独生女。“先生”设计向房东提亲并获得首肯。K在得知两人婚讯后自杀。“先生”如愿娶了小姐，但婚后时常遭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最后也自杀而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