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在野的反对论层出不穷也是当然的。福田恒存、时枝诚记、津田左右吉和美浓部达吉等人，在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反对。 1949年4月，公布了《当用汉字字体表》。这个字体表的最大特点，是大量采用了俗字、简化字，书写体变为印刷字体。但关于内容，即便是外行人，也会发觉不少疑问。例如“拂、佛”改为“/、/”，而沸腾的“沸”则可以保持原样。“德”改为“/”，“每”改成“/”，“/”只把右上角两点倒过来写，为什么这样做，没有说明任何根据。从文字学角度看，如此做法产生很大问题（具体下面叙述）。只用当用汉字，有些人名就无法写了，为此，1951年又公布了《人名用当用汉字表》。 再则，简体字的采用也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韩国协调。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日本没有恢复邦交期间，就独自制定了简体字。于是，以往使用同一种汉字的两个国家，成了使用不同文字的国家了。现在，中国台湾用繁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用简体字，日本采用“常用汉字”。 再看看亚洲汉字圈国家的文字改革情况。中国的文字改革始于清朝末期统一字音、创立发音符号。从1958年起，开始使用中国式罗马字拼音，1977年起联合国文件书写中国地名时以汉字拼音为标准。而汉字的简化，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简体字总表》，总字数是2238字。这些字形已被广泛使用。有不少汉字已经简化得都猜不出原来形状了，如“/”改成“叶”。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一直使用汉字。1443年，朝鲜王朝第四代世宗创立了朝鲜文字。其后经过四个多世纪，于1894年禁止用汉字书写公文，决定采用汉文与朝鲜文字相结合的国汉文混合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于1948年公布了《朝鲜文字专用法》，决定用朝鲜文字书写公文。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朴大总统领导下，展开了在学校里禁止教汉字的运动。北朝鲜于1949年采用横写体的纯朝鲜文字。连城市交通标志和商店名称都彻底消灭汉字的韩国，据说最近又重新认识到汉字教育的重要性。 12世纪左右，越南就开始使用称为“字喃”的独自汉字，始终把汉字汉文视为正统文化。17世纪来到越南的基督教传教士，竭力想用罗马字书写越南语，到18世纪终于完成现在形式的书写措施。越南与韩国和北朝鲜一样，几世代的许多国民用汉字书写不出自己的姓名来。然而为了继承文化传统，越南设立了汉喃探讨院，展开探讨工作。 2.国语争论的主角――福田恒存批判改革 1953年初，所谓“国语大争论”拉开序幕。庆应义塾校长小泉信三充当点火角色。小泉信三在二月号《文艺春秋》上发表文章《日本语――平时的关注》。小泉在文章里说：“必须首先要保护的文化财产就是日本语。”表示他反对进行假名使用法的改革，遭到推进改革派金田一京助和桑原武夫的反驳。不久，从海外归来的福田恒存，在《知性》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为《〈国语改良论〉应该从新考虑》（1955年10月）。他与金田一京助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引起普通国民的极大关心。 从质量之高和思想的深刻上看他们俩的争论，可以说福田恒存占压倒优势。嗣后，福田出版了《我的国语教室》{5}，系统总结以往观点，质问社会。福田的批判，介绍如下至今值得注意倾听的观点。 众所周知，福田恒存自称属于“保守派”，关于战后的所谓进步的文化人的言行和姿态，始终一贯地进行纠弹。他以其文学家、批评家的卓识，从战前起就坚持批判国语改革的各种政策。对于细节，请大家阅读《我的国语教室》一书。这里我扼要介绍福田批判国语改革的基本立场：“最近，我插嘴国语问题，多次与国语审议会成员进行会谈，痛感他们对待国语，比起什么是正确的观念来，什么容易、什么便利这种观念更加优先，而且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不仅如此，他们不但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这种观念，而且连这种观念的存在都不允许。换言之，关于他们而言，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假如有什么是正确的东西，那就是容易和便利。只考虑这些，才是国语唯一正确的根据。” 这些话引自刊登在1960年1月号《文艺春秋》的论文，题目为《进步主义的自我欺骗》{6}，对国语审议会的国语改革派作了痛快淋漓的激烈批判。同样的批判，关于战前的改革派也是妥当的。金田一京助和桑原武夫都主张，希望对国民的国语教育的完成越早越好，认为不提高全体国民的知识水平，在国际竞争中就会落后，因此就必须使国语简易化。关于这样的主张，即使不是福田，也会反驳的。学习国语达到怎样的水平才算到头呢？如果说学习国语需要大量时间，那么可不可以说，原因就在于汉字和假名使用法呢？难道日本语与英语和德语不同，唯有学习日本语需要时间吗……关于这样的疑问，必须作系统的有根有据的说明，但国语审议会什么也没有说。福田对国语改革者还作了如下批判：“不是语言为教育而存在，而是教育为了语言而存在。教育并不是只有学校教育所能完成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只由学校来完成。例如即便是国语国字，不，只有国语国字，在出了校门以后，需要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是自觉地不辞劳苦地这样做的。这一点，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推进国语国字改革运动出于完美主义或者说病态合理主义的动机，以便把国语国字改得更加容易些，从而使全体国民更正确地使用国语国字。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引起混乱，产生更难的国语、不合理的国语。而且更糟糕的是，使全体国民养成什么语言呀、文学啦等等怎么搞都无所谓的观念。”{7} 他指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不是语言为教育而存在，而是教育为了语言而存在”，这是把语言作为文化认识的福田，对那些把语言单纯地视为交际工具的人的严厉批判。福田在论文《〈国语改良论〉应该从新考虑》的结尾部分，引用金田一金助论文中“语言始终只是知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后得出结论：国语改良论者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正如后面所述，改革后的国语反而引起混乱，变得更不合理的事实，在汉字教育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正如福田所指出的那样，改革以后国民对语言的价值观念变得更加淡薄了。即便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手段），但在使用这些工具的主体之间，理应存在着生命的沟通。这种语言生命力遭受减弱的状况，在今天的日本语中不是可以如实窥见吗？好像说错了话也无所谓，倒成了惯用的表现措施。 战后的国语改革，是沿着《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指引的路子，在表音主义者的主导下展开的。而且是以将来废弃汉字为前提而制定了《当用汉字字体表》、假名使用法的。只是《当用汉字字体表》是因为要“照顾”汉字保持派而相互妥协的内容，三十五年来未作修改，一直保存至今。 1962年，国语审议会再次改正为文部省的咨询机构以后，把“汉字假名结合文”追认为日本语书写符号（1966）。之后，又在1981年重新公布总字数为1945的《常用汉字表》及作了部分修改的现代假名使用法，不过战后的国语政策大致没有什么变化。 今天，大多数国民关于修改了的国语也用惯了，已经很熟悉，要是试图恢复旧假名使用法和旧繁体汉字，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想法。但要是全部承认战后的国语政策，今后继续推行下去的话，也有不少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其中最大的课题就是围绕汉字的问题。在指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前，我想先确认一下在日本语中汉字的特点及其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