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这些译作“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邹振环,1996 : Ⅴ) 。邹振环的这段论述与我们在上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首先在于其交际性,翻译开启心灵,打开思想的疆界,交流是理解的基础,而理解是世界各民族“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心路历程”的原动力之一。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而言,邹振环认为这一百部译作虽然“谈不上有主宰中国民族命运的天体之力”,但这种作用是“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的效应和影响,“当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影响。这种作用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作用,也有超越作用”(邹振环,1996 : Ⅵ) 。从邹振环按对社会的作用为标准所入选的一百种译本来看,种类极为丰富:有自然科学技术类的,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代数学》、《远西奇器图说》、《泰西水法》等;有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如《天演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学》、《性心理学》、《民约论》、《法意》等;有地理学类的,如《坤舆万国全图》、《四洲志》、《地学浅释》等;还有文学类的,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可以看到,这些译本几乎涉及人类所有重大的知识领域和精神领域,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上述每一个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史,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为翻译的社会作用提供了难以辩驳的的例证,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是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一例。 翻译对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作用。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追求可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某种答案。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谈道:“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 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与只把眼睛盯着西方强国者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时,便留心搜求被压迫民族的著作,并把它们译介给中国读者。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 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王彬彬,2017 :146) 对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的这两点评价,应该说翻译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就王彬彬所说的鲁迅的两个独特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是互为一体的。一是翻译关于精神塑造的影响,二是翻译关于改造语言最终达到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思维的改造与精神的塑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译关于这两者所起的影响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考察中西方翻译史,这方面的例证极为丰富。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明确,“通过进化论的译介,既告诉国人有‘不适者亡’的危险,又号召人民奋发图存,自强保种”。王克非在《严复的翻译———以〈天演论〉为例》一文中对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一书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作用,作了系统的略论,认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严复在特殊的翻译动机的驱动下,采用了“达旨”的措施,使《天演论》“成了义富辞危的警世之作,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使有识之士怵焉知变,使爱国青年热血沸腾,启迪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