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作用。且不谈在整体上翻译关于近代社会的变革所起的先锋影响,就拿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小小的剧本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这部书的翻译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力。邹振环对这部戏剧的翻译情况及其对中国社会的作用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茅盾认为易卜生和“新文化运动”“有一种非同等闲的联系”。 萧乾认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对我们的作用之大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起自黄帝时代的社会习俗受到了挑战,个人开始维护他们独立思考与行动的权力,中国,这个在亘古未变的山谷中沉睡着的巨人突然从一个使人苦闷的梦魇中惊醒了。”邹振环认为“娜拉在‘娜拉热’中也演变成一种符号,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将来社会之先导’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这个符号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该剧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全面的作用力为翻译的影响作了有力的诠释。 2. 翻译的文化价值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与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在上文中研讨翻译之于社会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与文化发展的联系。就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言,近30 年来,随着翻译探讨的不断发展,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深入与提高。当翻译界渐渐达成共识,以“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来对翻译进行定义时,这也就意识到我们应该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去理解翻译。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 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季羡林,1997 :1)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说,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便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如果说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达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那么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这一定位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影响了。季羡林先生在谈到翻译的影响时,曾以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例,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 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 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 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影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1998 :210) 季羡林的这段话,对我们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与评价翻译的影响,无疑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他的这一观点的启迪之下,笔者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根据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对翻译活动的类型区分,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而“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从文化交流与建设的这个角度再去审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翻译现象便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会再以“忠实”的惟一尺度去对林纾的小说翻译加以根本的否认;也不会以“直译”与“意译”的无谓争论,对鲁迅的“硬译”主张作反面的理解。正是站在文化交流与建设这个高度,人们便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翻译与民族的交往共生,与文化的互动同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从佛经北传到西风东渐,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翻译既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也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