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的探讨中,Lambert(1974)等人发现学习一门新语言会使学习者的文化身份发生附加性或削减性的变化。高一虹(1994,2017)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强调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学习之间能够积极互动,并最终促进语言学习者人格的整合发展。Norton(1995,1997,2017)等人的探讨则主要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略论语言学习者多元、动态的身份认同,学习者的自我认同与语言之间不再形成一一对应的联系,而是随着环境、情境的改变随时发生着变化。 这些新的探讨走向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与证实。外语/二语(L2)学习的特殊性在于它可能意味着获得一种实用工具,也可能意味着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的更替,甚至是学习者自我形象、自我认同(identity,又译身份、归属)的转变。以往大量的探讨(如Gardner,1985)关注了促进L2学习的态度与动机因素,往往将学习过程看成是线性的联系,态度、动机可归为“因”,“果”则包含语言成果(语言能力,包括词汇知识、语法、发音和表达流利度等)和非语言成果(从学习经历中获得的态度、价值观念等)(Gardner,1985)。但实际上,学习者的自我认同、态度及观念的变化会进一步作用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从而形成一种“因”与“果”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螺旋上升的过程。因此,有关动机和自我认同的探讨各有侧重点,但也互相包容。传统的动机模式中“非语言”的学习成果包含了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塑造,而在自我认同建构的模式中,语言的学习过程也与传统的动机相关系。然而与动机和学习成绩、动机和其他学习者因素之间联系的探讨相比较,L2学习与“非语言学习结果”(学习者的自我认同、人格)的探讨要相对薄弱得多。当前国内出现了不少介绍动机探讨发展势态的文章(如武和平,2017),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中、西方有关L2学习者在自我认同建构方面的探讨,包括早期西方的认同观以及当代中、西方建构主义的实证探讨。 一、早期有关二语学习者自我认同的理论探讨Lambert提出的社会心理模式(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1963a,1963b,1967,1974)是最早“有关双语发展和自我认同改变的理论”(Gardner,1985:132)。他指出,在学习L2的过程中,学习者往往表现出融合型倾向(integrativeorientation)与工具型倾向(instrumental orienta-tion)。融合型倾向指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积极、肯定的态度及融入那一社区的可能或至少是与目的语群体接触、交流的兴趣(Gardner &Lambert,1959),它是“对另一种语言群体的文化及其成员纯粹的、自身的兴趣”(Lambert,1974:98);而具有工具型倾向的学习者为的是“追求学习一门新语言所带来的实际价值与优势”(Lambert,1974:98),如得到一个好的工作、晋升,或是通过一次必要的考试(Gardner &Lam-bert,1959)。关于中级以下水平的学习者来说,Lambert(1969)认为融合型倾向有助于激励他在发音和语义结构上努力达到并保持与目的语成员一致。但到了学习的高级阶段,具有融合型倾向的学习者却容易产生削减性双语(subtrac-tive bilingualism)(L2的学习会给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带来威胁”,并使其“产生文化身份丧失及疏离的感觉”(Gardner,1985:133))的学习结果,而且越精通另一门语言,越感到与本民族文化群体的疏离,并为此感到懊恼、遗憾,在融入新群体的同时产生一种恐惧感。 当然,L2学习也能够给学习者带来自我认同的积极发展,产生附加性双语(additive bilingualism)现象,“不给学习者带来取代或削减第一语言重要性的压力”(Gardner,1985:133)。在Lambert看来,附加性的双语现象比较理想,学习者可以自由地出入于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之间。继Lambert之后,Schumann提出的濡化模式(1975,1978a,1978b,1986)关注的是学习者在二语习得的自然环境中的濡化过程。濡化(ac-culturation)指学习者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融入目的语群体的倾向与情感(Schumann,1978b:9)(相当于Lambert的融合性倾向)。Schumann(1978a)认为二语习得只是濡化的一部分,但濡化的程度却决定了L2习得的水平。调查对象Alberto学不好英语就是因为他与目的语成员之间有一种社会、心理距离,实用性原因使其学成的英语只是一种混杂、不纯粹的语言。Schu-mann强调濡化程度越高,L2习得的水平就越高,而“留守”于母语和母语文化中的学习者L2水平就不会高。所以,他的濡化模式实际上推崇了削减性双语类型,只不过他强调的是学习者的目的语文化认同对其学习目的语产生的积极作用,并未提及对目的语社团的濡化是否会危及到学习者的第一语言与文化身份。后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实证检验,Schumann似乎放弃了早期的论断,认为濡化只起间接影响,使学习者得以接触目的语社团,在自然习得环境中获取合适的语言输入。Clément(1980)的社会环境模式(social con-text model)强调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是文化环境对L2学习者文化身份的作用。该模式认为,在某种语言(如英语)占据优势的社会环境中,主语种(英语)成员学习一门L2(如印度语)时多表现出对L2文化的融合型倾向,可以在保留自己文化身份的同时学习、了解L2的语言与文化(相当于Lambert的附加性双语现象),而小语种(如印度语)的L2(如英语)学习者则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同化(相当于Lambert的削减性双语现象)。社会群体间模式(social intergroup model)(Giles&Byrne,1982)主要以小语种群体成员学习L2为探讨焦点,认为学习者与L2社团成员的认同程度将决定其L2学习成绩的好坏,这一点与Schumann早期的濡化观点一致。在以上四种模式中,身份认同是与文化一一对应的,特定的语言代表特定的文化归属(尽管它们对学习者身份认同的认识有所不同),学习者的文化认同也是与其L2的学习息息相关的。因为缺少实证探讨的证实,它们都属于描述性而非预测性的学习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