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语习得理论流派众多，观点各异，本文主要对几个有代表性的、作用较大的且与教学相关度较高的理论作一简要介绍，希望能为二语习得探讨以及外语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二语习得； 流派； 外语教学
“国外的二语习得探讨已经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发展。这期间，大约有60余种理论、模式、假设及理论框架不断涌现”（李茜，2017）。基于此，本文仅选取与教学相关度较高且作用较大的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一、对比略论假说
Lado于1957年提出对比略论假说。“该假说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语言迁移理论, 有强式和弱式两种形式。强式假说认为，通过对比母语和目的语，可以找出它们之间异同，进而预测学习难点（‘异同=难点=错误’）。弱式假说关注的是学习者的实际错误，英语论文，并通过语言对比略论来加以解释”（刘颂浩2017：78）。对比略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外语教学中产生过很大作用, 但人们还是逐渐意识到它在理论上的局限性, 那就是“试图用简单的语言学的措施去解决复杂的心理学的问题” (王建勤 2017)。70年代后对比略论渐渐被人们冷落，但作为一种语言略论和教学实践的措施, 仍然有它的重要实用价值。
二、偏误略论理论
一般认为 Corder 1967年发表的“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学习者偏误的意义》）一文是偏误略论理论的开始。Corder 对于偏误略论的主要思想有：“学习者使用的语言具有系统性和不稳定性，代表了他的过渡能力；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错误和儿童学习母语时所犯的错误没有本质区别，错误是学习者检验假设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积极的策略；错误代表的是学习者现有语法和目的语语法之间的差距，可以显示学习者语言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刘颂浩2017：94）。偏误略论是第一个关注学习者语言系统的理论, 它改变了传统的缺乏系统的略论措施和理论框架的局面, 提出了一整套对于偏误语料的采集、描写、略论和解释的措施和理论。但它的的局限性在于“只是对学习者的语言偏误作横向的静态的描写,不能关注到学习者整个学习的动态过程”（徐佳音 2017），对学习者采取回避策略回避掉的隐性的语言错误没法顾及更没法探讨。偏误略论除了观察学习者的语言偏误外, 对学习者正确的语言输出毫无观察, 因此也就不能观察学习者的整个学习过程。到了70年代中后期偏误略论理论就渐渐让位于中介语理论。
三、中介语理论
中介语( Interlanguag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Selinker于1969年在其论文Language Transfer中提出来的。1972年, Selinker发表《Interlanguage》(《中介语》)一文, 提出学习者的语言既不同于目的语，也不同于母语，英语论文题目，是一个独立的系统。Selinker等人提出的中介语理论认为 “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不会在无干扰、无偏误的情况下直接从母语到达目的语。整个学
习过程伴随着母语规则迁移和目的语规则泛化”（王红羽 2017）。该理论的意义在于: 把学习者
特有的语言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与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系统并列的系统来考察，这标志着“二语言习得探讨作为独立探讨领域的开始”（文秋芳，王立非 2017）。但该理论“并没有明确说明中介语系统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阳洋 2017），另外也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中介语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化石化问题。
四、监察模式
Krashen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监察模式。该模式由五个假说组成, 即:习得与学习假说，监察假说，输入假说，情感过滤假说，自然习得顺序假说。克氏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涉及两个不同的过程：习得过程和学得过程。所谓“习得”是指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交际实践，无意识地吸收到该种语言，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流利、正确地使用该语言。而“学习” 是指有意识地探讨且以理智的方式来理解某种语言(一般指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 的过程。克拉申的监控假说认为，通过“习得”而掌握某种语言的人，能够轻松流利地使用该语言进行交流；而通过“学得”而掌握某种语言的人，只能应用该语言的规则进行语言的本监控。通过一种语言的学习，我们发现“习得”方式比“学得”方式显得更为重要。监察理论涉及了不同领域的探讨成果，是比较成功和全面的二语习得理论，它考虑到了第二语言习得的内在认知过程和外在输入过程，也考虑到了情感、年龄、个体异同、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习得作用。因此，监察模式对二语习得探讨与教学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但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实证探讨，监察模式也有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是不是必须截然分开“习得”与“学习”？在实际过程中，二者能否转换？到底有无接口？“尤其表现在区分‘获得’与‘学习’的定义上，在描写控制调节过程上，以及在解释语言运用的多变上”（靳洪刚 1997：184）。
五、共同语法假设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也称为准则与参数理论。其观点是，“人的大脑中先天地存在一种生物性的语言获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 它使得儿童能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轻易地获得母语, 这是由于人脑中先天地有一种普遍语法(UG) 存在。普遍语法由‘准则’和‘参数’构成，‘准则’指适合一切人类语言的、高度抽象化的语法规则, 某一具体的语言可能不具备某一准则, 但任何语言都不会违背这些准则。准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不可更改的；而‘参数’是具体语言的具体属性,正因为它才使得具体的语言之间有所区别。婴儿出生后大脑中就天然存在普遍语法准则,只等着具体的语言输入后确定了该具体语言的参数的值,该婴儿的母语习得算是完成了。所以母语习得的模式是:母语输入→准则和参数→母语语法”（徐佳音 2017）。该模式回答了儿童母语习得的逻辑问题,但它是否也能解释二语习得过程? 各种观点莫衷一是, 分歧很大, 甚至连普遍语法是否真的存在当前尚有争议。在运用于教学措施上，该理论也有很大有困难。虽然“我们只要找到这些准则，再将母语的参数设置为目的语的参数，理论上我们应该很容易掌握目的语”（阳洋 2017）。但是“准则和参数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具化之后又无比的繁杂，而且要具体的语言相比较才能找出来”（阳洋 2017）。因此普遍语法理论缺乏普遍的可操作性。
除了上述五种理论之外, 还有一些理论或假设从不同的角度研讨和探讨二语习得,如“The Acculturation Theory （文化适应模式)、Accommodation The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