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好人》看“四川女英雄”在德国文学中的形象》-德国文学论文格式指导摘要:对于《从《四川好人》看“四川女英雄”在德国文学中的形象》的德国文学论文格式指导：17世纪至20世纪,“四川女英雄”多次在德国文学中出现并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四川之所以在德国文学中与“女英雄”如影随形,源于1654年欧洲出版的《鞑靼战纪》中对女将秦良玉的记述。正因为四川在历史上与抗暴斗争的紧密联系, 20世纪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最终选中了四川作为其名剧《四川好人》的发生地点。
关键词:布莱希特;四川;女英雄;德国文学
四川在西方文学中的名气首先要归功于20世纪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寓言剧《四川好人》(Der guteMensch von Sezuan)。这部完成于1942年初的戏剧著作不仅在二战后被许多德国学校列为高中生的必读著作,而且至今常演不衰。
《四川好人》讲述的是三位神仙从天上来到人间寻找好人,在屡屡碰壁之后终于在四川找到了善良的妓女沈德。为了让这世上惟一的好人能够体面地生存下去,神仙送给她一千银元。沈德用这笔钱开了一家烟店,想通过经营烟店来帮助更多的人,然而不久她就因四处行善而濒于破产。为拯救烟店,善良的沈德不得不女扮男装,转而以冷酷无情的表兄隋达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并通过残酷剥削工人把烟店变成了财源滚滚的烟厂。于是,大家更加怀念起失踪的“四川好人”。最后,当神仙们审讯“隋达”、追问“好人”沈德的下落时,她终于不得不脱下男装,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展现在世人面前:社会已是如此堕落,好人根本无法再生存下去。
《四川好人》主要抨击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善良本性的扭曲和压迫,时至今日这一主题也并未过时,因此该剧至今仍在德国广受欢迎。2017年,仅在哥廷根一地便有两个剧团改编上演了不同版本的《四川好人》。在欣赏这部发人深省的著作时,我们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布莱希特为何将他的故事放在四川?是偶然,还是基于某种至今仍为我们所忽视的文学渊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一下四川在德国文学中的独特角色。在德国文学中,四川并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其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几乎从一开始,它便笼罩了一层传奇色彩,而误解也与之步步相随。
1654年,在北京已经生活了20余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usMartini)从中国回到欧洲,他此行主要目的是向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见解,为其在华传教政策进行辩护。为争取更多的支持,卫匡国于同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轰动一时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Histo-ria),详细记述了其亲身经历的明朝衰亡、满清入关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此书一经出版便风靡欧洲,先后以7种文字再版21次。书中一段文字配有这样一个小标题:“勇敢的中国亚马孙人”。在欧洲,“亚马孙人”是“女战士”的代名词。据说“亚马孙”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女儿国,所有女子都勇猛善战,为便于拉弓放箭她们甚至不惜割去一侧乳房。亚马孙女战士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古希腊传说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女王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她在特洛伊战争中与希腊第一勇士阿喀琉斯的恩怨情仇是欧洲作家最为喜爱的悲剧题材之一。因此所谓“勇敢的中国亚马孙人”也就是“中国女英雄”的代名词。卫匡国不仅对女英雄赞不绝口,而且还在《鞑靼战纪》中为她配上了一幅引人注目的插图。图上,那位刚刚击退清兵进犯的女将军正赶去拜见明朝皇帝,她周围长枪如林,战士们欢呼雀跃。卫匡国满怀敬意地写到:“我们有理由称她为中国的亚马孙人或是彭忒西勒亚。她带着三千战士从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四川(Suchuen)赶来,她不单具有男人的气概,而且还身着男装,当然她也拥有原本更配男人的封号。”(Martin,i 1654:26)卫匡国没有提到这位女将的名字,但是稍加稽考我们便可在正史中找到这位女将的来历,她便是跻身《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八》的四川女英雄秦良玉。
据《明史》记载,秦良玉是四川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此地战国时曾出过巴国“断头将军”巴蔓子,三国时出过不肯投降的老将严颜。秦良玉26岁便随夫出征,“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泰昌元年(1620年),明朝为抗击后金军,征调各地精兵援辽。“良玉自统精卒三千赴之,所过秋毫无犯。诏加二品服,即予封诰。”崇祯三年(1630),她再次“出家财济饷”,率兵驰援北京。“庄烈帝(崇祯)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良玉彩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其中第一首诗中写道:“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据说北京宣武门外的四川营、棉花胡同均因秦良玉当年屯兵北京而得名。而胡同内的四川会馆还曾供有秦良玉的戎装画像和牌位。由此可见,卫匡国对四川女英雄的报道和赞誉并非出自凭空想像,而是源于其在北京传教时的亲身见闻。然而,尽管卫匡国对中国的了解在同时代欧洲人中无出其右,同时他还是1655年出版的工具书《中华新图》(NovusAtlasSinensis)的编撰者,但他对女英雄的来历以及她和四川的关系仍是不甚了了。由于条件所限,他不得不用猜想代替考察来满足欧洲读者的好奇心,他写道:“那么在四川地区的群山中(当)有一个没有臣服于中国的王国,它完全独立,仅仅是出于荣誉方面的原因才从中国皇帝那里接受一个国王头衔。”(Martin,i 1654: 26-27)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以及他对东方女英雄的一番遐想不仅满足了欧洲读者对中国的好奇,同时也大大激发了17世纪德国作家的创作灵感。时值德国巴洛克文学鼎盛时代,作家们追求形式和词藻上的华丽。于是,欧洲的骑士小说传统与东方“异国情调”碰撞出了一部部场面宏大、情节曲折的传奇小说。
1670年,旅居西班牙的德国作家哈格多恩(ChristophW. Hagdorn)出版了长篇传奇小说《埃关》(Aeyquan oder der groβeMogol)。按作者计划,全书由十五卷组成,但是最终只有前五卷问世。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来自《鞑靼战记》,李自成、吴三桂、顺治等历史人物均在书中登场,但情节却与满清入关的一段历史大相径庭,几位主要人物在小说里都成了欧洲风格的游侠骑士。四川在全书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对其风土人情的介绍也主要穿插于主人公的游侠经历中。在哈格多恩笔下,当主人公埃关在游历到四川(Suchuen)时,发现这里是女王彭忒利西亚(Pentalisea)统治下的一个女儿国,“宫廷中只有妇人和少女”,女人们都穿着骑士的盔甲参加格斗训练(Hagdorn, 1670: 124)。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女儿国。与之相应成趣的是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西梁女国--—东西方文学显然都不缺乏对“女儿国”的想像,同时也都倾向于将源于母系社会的原型叠加在对“异域”的想像之上。德国著名巴洛克小说作家洛恩斯泰因(DanielCasper von Lohenstein)的宏篇巨作《宽宏的统帅阿梅纽斯》(GroβmüthigerFeld-HerrArmenius)出版在1690年左右,这部小说干脆把满清入关的历史移花接木到了古代日尔曼英雄身上。书中,哥特人(古代日尔曼人一支)加入匈奴人的军队,参加了对中国的战争。其中,哥特公主叙玛尼斯一直打到了四川,她在杀死汉人国王后被立为四川的女王,作为统治者的她“口中糖饴,心藏火焰,而手中则闪动着雷电”(Lohenstein, 1689: 615)。四川依然与女强人紧紧联系在一起。顺便值得一提的还有英国剧作家塞特尔(SirElkanah Settle)1676年在其著作《鞑靼人征服中国记》(TheConquest ofChina by theTartars)中为四川女英雄编造的爱情故事。在著作中,挥军入关的顺治在战场上发现统帅四川娘子军的女英雄竟然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恋人,最终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女英雄被爱情征服,成了顺治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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