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君特•格拉斯在二战后德国文学的寻找语言重建道德中的贡献》-德国文学论文 摘要:对于《简述君特•格拉斯在二战后德国文学的寻找语言重建道德中的贡献》的德国文学论文：格拉斯对德国的战争罪责有自觉的认识,忏悔的信念坚定,在忏悔中进行精神移民,寻找新语言来为重建社会道德服务。他是战后德国文学寻找新语言来重建道德之旅中最忠实的实践者之一,他用新语言表现人在特定背景下的选择与表现、理性与非理性、放纵与适度,令人反省。他为战后德国文学谱写了新的篇章。 关键词:格拉斯;《铁皮鼓》;寻找语言;重建道德 二战后德国文学在寻找语言重建道德之旅中,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最为引人瞩目,被誉为“当代德国文学之父”。瑞典文学院在1999年授予他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说“:在经历了十年的语言和道德的败坏后,开创了德国文学的新时代。”[1](P12)对他在战后文学的语言和道德重建的影响给以高度评价。 战败时的德国濒临双重的绝境: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被完全打倒在地,跌落在满目的残桓断壁、焦土废墟之间。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状况,均可以用几个词语来表达:灾难、崩溃、颓败、混乱。[2](P750)而联邦德国视自己为历史德国的继承人,因此,要清算战争罪责来重建社会道德。经历过纳粹统治的人们面对自己相信的东西转眼间成了幻影的变化,失去了对自身的道德的认同尺度,不仅他们原先熟悉的道德行为原则及语言失去影响,而且“找不到可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1](P12)。人们的价值观几乎全部崩溃,宗教信仰自然不必说,道德观念、国家意识均遭受到质疑和冲击。战争的苦难使人们失去了理想之寄托,找不到能有效地取而代之的道德价值体系,道德与语言的重建成为战后德国文学急待解决的问题。以新语言来重建道德的重任落到了头脑敏锐的年轻作家肩上。格拉斯说“:1945年,作为17岁的孩子,我被废墟以及废墟般的风景包围--—不只是建筑躺在一堆废墟中,人也像废墟一样。尽管如此,在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一代有了某种对希望的展望:我们想把它变得更好,想使它在方方面面都成为另外一番景象。”[3](P149)他与“四七社”的年轻作家的创作的最初动因体现为努力为战后文学寻找新语言来重建道德而奋斗。他说:“经历了12年纳粹统治后,语言腐败,大量词汇意思走了样,只剩下少数可以辨认。”[4](P240),他们摈弃被纳粹腐朽败坏了的语言,经历“砍光伐尽文学的时代”[4](P8)以新语言描绘他们对历史的忏悔。消除罪恶的措施,首先是对罪的自觉[5](P234)。战后,格拉斯对德国的罪责有自觉的认识,忏悔的信念坚定,在忏悔中进行精神移民,寻找新语言来为重建社会道德服务。拉什迪曾用“精神移民”这一词语来界定由于政治原因失去故乡的格拉斯,他说:“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 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原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而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诸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重要元素。”[6](P30)格拉斯为获得新的道德价值的判断,有意识地培养新道德观,他说:“现在撇开写作不谈,战后的头几年,摆脱纳粹的教化,重新获得判断力,培养自己的观点,对我和我的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3](P35)他在忏悔中完成从旧我到新我的转换,在书写忏悔中打通自我灵魂的救赎之途。他反对轻视、淡化德国战争罪行的倾向,反对人们“肤浅地讨论‘克服历史’”[4](P242),他注意到人们说到德国的罪责,总习惯性地归罪于恶魔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缺乏对罪的自觉。经仔细考察后他发现,纳粹猖獗时,德国的黑色历史呈现出有组织的并与客观必然相联系,已被划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以致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无论是参与者、或者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的理解出发,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7](P396)。 他反对人们用各种借口逃脱罪责,他提醒大家:“奥斯威辛属于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永远的烙印。”[4](P369“)德国人在经历了几代之后还不得不一直承担着因为对犹太民族实施种族屠杀而造成的罪恶后果以及精神创伤。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这种状况还看不到结束之时”[4](P37～38)。他在创作中真诚忏悔罪责。他说“:作家是那种针对流逝的时间而写作的人。”[4](P365)1990年他谈到之所以写作是由于自己有责任写作,意在忏悔[4](P344～370)。他“撕开伤口,不让任何东西过快治愈,使人们记住德国的历史的罪过”[4](P242)。在其代表作“但泽三部曲”中,他把自己的负罪感渗透到以第一人称参与者、见证者、幸存者叙述的故事之中。他说:“这三本书《(铁皮鼓》、《猫与鼠》、《狗的岁月》)中的三个第一人称讲述都出于罪咎感而写作。”[8](P158)他“努力用文学形式来描述整个时期的事实,描述小市民阶级狭隘中矛盾和荒谬以及发生在这段时期的巨大的罪恶”[4](P43)。他在《铁皮鼓》中描绘了主人公与其生父、养父的死相关,他对不同的人的死负有责任,实际上的罪责、想象的罪责以及对罪责的兴趣使主人公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混合体[3](P48);《猫与鼠》中,主要表现了军国主义教育对年轻人的驯化,表现主人公马尔克为得到勋章泯灭人性、杀人如麻的罪行;《狗的岁月》中表现了马特恩的见风使舵,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分别在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天主教,并且最终在意识形态的反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了拯救世界的学说。最后他用法西斯的方式来实施他的反法西斯”[4](P55)。可以说格拉斯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小市民特性带来的过错,以此揭示普通人与国家罪责的关系,促使人去反省。格拉斯从反思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到反思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并把这种反思推演到更为深厚的道德的层面进行思辨。其第一部小说《铁皮鼓》乃是德国战后文学中以个性化的新语言质疑反思纳粹时期德国人的道德问题的开端之作。他在《铁皮鼓》中表现了对纳粹时期德国市民的宗教信仰、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和道德的质疑与反思。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曾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信仰怀疑。”[4](P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