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严谨、热情、诚恳和注重规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这些特点在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先生和其使馆人员身上体现得最显著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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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程序”递上采访提纲,很快就收到了热情的答复。更令我们赞叹的是,那份采访提纲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时,不仅记者所提问题有了详尽的解答,而且在黑色的中文后面还有红色的德文翻译,同时纸张装订整齐美观,令人赏心悦目。
施明贤大使的笑容真挚而温暖,言语质朴而幽默,犹如老朋友相见。他告诉《经济》记者:不仅可以采访提纲上的问题,还可以展开其他方面的讨论。他的风趣和健谈,让人迅速消除陌生感,让整个采访变得既轻松又自如。
中国市场有很大的潜力
《经济》:德国经济不仅称雄欧洲,而且位居世界前三强,正如今年我们温家宝总理在德国出席“第五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所讲的那样:“加强中德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德作为各自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大使先生如何评价两国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施明贤: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中国和德国本来就是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这几年两国贸易不断增长,2017年更取得了新的突破,双边贸易突破了1000亿美元,令人高兴。
大家知道,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出口大国来说,危机更为明显。为此,不仅中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都采取了很多方法,我们有理由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方法。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特别快,令世界佩服。贵国迅速制定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让人惊喜。同时,我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弥补出口降低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贵国国内进一步的工业结构调整。我想强调一下后一个好处,我认为这种调整应该更倾向于高级产品领域,包括环保、医疗等方面的结构调整,脱离过去那种大量生产、追求数量的模式,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将创造越来越高的价值,不仅满足中国国内的需要,也满足了世界的需要。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国在几十年之后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具竞争力的国家。
《经济》:金融危机让德国面临了哪些棘手问题?
施明贤:严格说,德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中德两国都是很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同点是我们的依赖程度更高一些。与中国相比,德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国内市场也不大,而且门类齐全,相对完整。我们很羡慕中国,同时认为中国的市场在很多领域中还有很大潜力。金融危机让德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产生了负增长,但是从最近几个月来看,我们渐渐看到了复苏的曙光。
《经济》:目前,中国市场对德国的公司来讲最具吸引力的是什么?
施明贤: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我刚才提到,尽管中国和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作用,但是两国互相的出口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很大的降低。中国和全世界的贸易往来总体降低25%,但是与德国就不同了,和2017年相比只降低了4.5%;另一方面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只降低3.9%。这都说明,关于德国的公司来说,中国目前的市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吸引力。
德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在汽车制造、生产技术、服务、医疗等方面有很大的需求。而关于中国公司来说,他们也意识到德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市场,是一个通向欧洲的跳板,欧盟近5亿公民的需求市场,吸引力同样巨大。
《经济》:有个现象值得我们商榷,那就是今年上半年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降低了,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施明贤:问题应该是两个方面的。我们看到,不仅德国对华投资降低,同样中国对德的投资也有所降低。什么原因?在我看来只是德国的公司家推迟了有关方面的投资,但不是取消。所以我认为,只要解决好我们各自的问题,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复苏,随着德国和欧洲市场的复苏,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动双边的投资,取得进一步经贸合作的成果。
中德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1月份,贵国总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也重新强调了这一点。作为世界大国,我们有责任来应对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困难,同时为将来找到出路,比如气候变化、地区环保、稳定、贫困、能源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要解决本国的问题,也要在世界范围内担当起重要角色。
中国对外资公司一直很重视
《经济》:中德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让两国承担着相同的责任,您认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如何做好中德两国的经贸合作?
施明贤:总的来说,我认为还有很广阔的潜力没有挖掘。潜力这个词意味着利益均衡,也就是说我们双方还是应该从利益均衡入手来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
中国很明确地赞成经济全球化,因此在这方面贵国的获益也比其他国家多。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和加入WTO,更是获益良多。德国向中国提供高尖端的技术或技术转让,对中国经济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在帮助中国技术发展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贡献都要大一些。
我们同样看到,这方面的优势必须要保持,同时在贸易方面也必须要展开,我们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德国的公司家希望中国能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过去德国公司在华的投资重视的是出口,但现在90%的公司在华投资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市场需要,因此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一再强调中国在落实扩大内需政策时,外资公司也要分享好的优惠政策,这样才会实现利益均衡。
《经济》:我国政府很重视外资公司在华的投资,并取得很大成果,各方面的条件也正日趋完善。
施明贤:是的,我很高兴看到了这种完善。我也很高兴看到在政策落实方面德国公司受益多多的实例。例如,在基础设施、可行性能源方面招标时,德国的公司也能够中标,我希望在其他工业领域也可以更多考虑我们德国的公司。
依靠文化交流实现双方合作新突破
《经济》:中德两国各自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您认为以贵国为代表的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中德双方如何进行这种思维方式的沟通?同时德国人怎样看中国?
施明贤:您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思维,不了解他的想法,就很难产生认同感,交往会有很大的障碍,更谈不上合作上的新突破。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双方的吸引力都非常大。
德国的知识分子在17、18世纪就对中国充满了敬佩,开始向中国学习了,另外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也受到欧洲的作用。准则上讲,他们对对方的文化都充满了敬意。德国人受到贵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很大的启发,非常敬佩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中国的瓷器、画、诗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文化、历史的发展而言,德国方面的哲学家,像黑格尔等,他们的思想在贵国广受欢迎,歌德的著作也在中国流传甚广,还有欧洲的音乐直到现在在中国依然受到热烈欢迎,我感觉中国国家大剧院交响乐的演出有很大部分演奏的是欧洲的音乐,这真令人高兴。
《经济》:仅有吸引力是不够的,关键还应该去了解,去认知,去赢得共识。。
施明贤:是这样,我陈述这么多,虽然是在说双方的吸引力,但是仅有吸引力还不足以保持长久的友谊。其实,我们更应该弄清楚双方的社会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
现在很多观察家说中国才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而欧洲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比如德国已经有15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才30年,没办法比拟,德国从社会化和工业化来讲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必须考虑到有关方面的现象,而不是单纯的赞同与否。如果欧洲人都能认识到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那更多的德国人或者欧洲人将对中国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
《经济》:中德经贸合作在寻求新突破方面,双方的文化沟通将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施明贤:其实文化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我特别主张增加两国学生之间的交流,或者学者、学术单位的交流。因为这些直接的接触将让青年人更了解对方的国家。我也很高兴看到中国的留学生能到德国去学习,而德国的留学生也能来中国学习,认知中国文化。
《经济》:“德中同行”活动的推出是否基于这种考虑?
施明贤: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大使馆主办的。这实际是一个合作项目,是德国外交部和德国的经济界合办的,而我们主要负责在中国落实这一项目。歌德学院、德国在华公司代表等都积极地参与其中。这是截至目前德国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项目,为期三年。在项目的操作上,我们选择了一些其他的省会城市(通常,北京、上海的人们对德国都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面向那些对德国还没有充分认识的中国城市和当地百姓。
《经济》:我们知道,“德中同行”在中国,以每年两个城市的速度相继走进南京、重庆、广州和沈阳,下一站是哪里?
施明贤:下一站是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武汉市,最后一站将是上海,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之时举办。
我们每一站活动的100多个项目都会围绕该城市的特点设置相应的城市话题,每一站我们都会让政府、公司、文化机构等,把他们对城市发展的愿景介绍给不同的城市。例如在辽宁时,我们主要介绍了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下一站在武汉我们将主要介绍城市与水。同时几乎每一站我们都会介绍职业教育。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主要介绍德国各方面的情况,同时还有政府层面的交流,这样做不仅在短期内产生作用,更希望能够长远地加强中德之间的合作。
《经济》:“德中同行”在中国的反响程度如何?
施明贤:我感到最高兴的是随着“德中同行”活动的推进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伙伴愿意和我们一起举办这一活动,这就表示我们的活动不是单行道,双方将会携手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的活动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百姓反响都很热烈,在南京有12万人参与我们的活动,在沈阳已经增长到30万,希望武汉可以更多。我也很希望现在中国能和我们说:我们要去德国搞“中德同行”的活动。同时,为了吸引年轻人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针对年轻人的兴趣爱好,组织了流行音乐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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