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从此步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两国建交的重要原因除国际因素外，德语论文题目，各自国内的政治形势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在野党的基督教联盟党看准时机，通过党内领袖与中国政府积极接触增进两国了解，为中德建交打开了局面，最终促成两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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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联邦德国；基督教联盟党；中国；建交
一、60年代末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1969年在联邦议会选举基督教民主党是第一大党，获46.1%的选票和242个议席，而社民党获42.7%的选票和224个议席，自民党获5.8%的选票和30个议席。（1）但是社民党和自民党不久就组成了联合政府，基督教联盟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沦为在野党。随着执政党的更替，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69年10月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他一改阿登纳推行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执行同苏联和解、民主德国接近、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在其上任后不久就表示，联邦德国准则上准备同所有有着和平合作愿望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打破了联邦德国在此前一直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缓解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德关系改善的前景似乎变得乐观了。但是，“新东方政策”的主要着眼方向在苏联及东欧。整个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更是加剧了紧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勃兰特政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选择了优先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先苏后中”的外交政策顺序。他曾指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演绎得越来越激烈时，联邦德国无论如何不能因同中国缓和关系而引起苏联对联邦德国的不满和猜疑，乃至打乱新东方政策的大棋局。”（2）
二、德国基督教联盟党积极促成中德建交的原因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70年代，德语论文，中美关系趋于缓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但美国此次外交活动事先并未通知各个盟国，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美国的“越顶外交”表示震惊，这也使一直追随其外交政策的德国基督教联盟党，适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以积极姿态加入到改善两国的关系之中。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基督教联盟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打“中国牌”的现实意义，认为“言语和气”，但事实上不退让的苏联是欧洲各国的主要威胁。（3）因此，他们意在利用中国对苏联进行牵制，进一步确保联邦德国的安全。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联邦德国当即表示支持，国内各党派都希望中国也可以支持联邦德国加入联合国，从而扩大国家的作用力。
其次，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略论：1969年，德国基督教联盟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这一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外交政策的改变，使基督教联盟党赢得舆论支持，从而为该党重新执政寻找机会。在对华政策上，它一改以前的敌视态度，强调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1972年恰逢大选年，执政党为确保连任非常重视舆论的影响，施罗德的访华使舆论在对华政策上暂时倒向了基督教联盟党一方，这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此时提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确实会对执政党造成巨大压力，促使其改变对华策略，进而促成两国建交。
再次，从历史基础的角度看：基督教联盟党执政期间，联邦德国虽然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为了给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没有同台湾建立任何外交关系。这一决策可谓明智，使1972年中德两国的建交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加快了建交的步伐。
基督教联盟党的领袖审时度势，在改善两国关系中起到了重要影响。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在70年代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放弃承认台湾的立场，积极促进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基民盟副主席施罗德更是打开了与中国交往的大门，为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国顺利建交铺平了道路。
三、德国基督教联盟党促成中德建交的经过
处于在野地位的基督教联盟党对中国态度发生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对政府忽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不满，一再批评“新东方政策”。基督教联盟党主张以美、苏、中“大三角”和“多中心”世界为基础，在加强德美关系，维护大西洋联盟，优先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压苏联做出更大的让步。（4）随着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并且中美关系缓和的公开化，在野党要求改善与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勃兰特政府仍然畏惧苏联，对华政策比较消极。这时基督教联盟党则成为了实现中德关系正常化的催化剂。
在基督教联盟党内主张加强同中国关系的主要代表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位：一个是曾任基社盟主席的施特劳斯。另一位是担任基民盟副主席同时兼任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施罗德。施特劳斯在其出版的《挑战与应对》一书中曾谈到中国与联邦德国的某种利益的一致性。他说：“红色中国希望在苏联帝国主义于中欧的西部边境有一种潜在威胁，而我们则希望在苏联于亚洲的东部边境有一种较强的力量将苏联人牵制住，这样，我们与中国的利益就部分地、暂时地切合到了一起。”在中苏矛盾恶化后，他更是放弃了承认台湾的主张，建议政府应同中国接近，促进多中心主义世界政治的发展。施特劳斯还通过商人与中方人士接触，向中国驻外使馆表达了访华的意愿。而他也成为了在中国访问时第一位受到毛泽东接见的联邦德国政治家。他的这份殊荣甚至使当时执政的社民党人愤愤不平。
然而，直接促成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的关键人物是施罗德。他于1972年7月14日踏上了访问中国的旅程，由此也成为了联邦德国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重要政治家。中方之所以选择施罗德，原因就在于他的双重身份。施罗德虽然是基民盟的副主席，但是他同时兼任政府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而促成施罗德访华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当时新华社驻波恩的记者王殊，后来他也成为中国驻联邦德国的大使。王殊最早是在1972年1月罗马尼亚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同施罗德相识的，他当时问及施罗德对两国关系的看法，随之应邀赴其办公室详谈，谈话间施罗德表示希望能去北京访问，以增进两国关系。王殊立即察觉到了这一关键信息，及时把情况上报国内。而中国看准时机，不久便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访华，从而促成了中国与联邦德国高层官员的正式交往。 施罗德到达北京后，与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长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访问期间他与中国达成协议，表示双方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中方则委托施罗德转告谢尔外长，欢迎他早日访华，尽快签署两国的建交公报。施罗德虽然表示，他是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但是，作为基民盟的领袖，显然他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抢在了政府的前面，为在野党树立了积极处理对华关系的形象。
施罗德回到国内后，对此次出访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并呼吁应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的出访也引起了联邦德国国内针对中国政策的讨论。虽然不乏反对之声，但是总的来说，舆论偏向于支持中德建交。最终政府决定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年8月，外交部长谢尔接见了王殊，表示愿意与中国就建交问题举行谈判，中方对此积极回应。中国派王殊为代表与联邦德国代表史塔登进行谈判，由于两国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1972年10月11日，两国外长谢尔和姬鹏飞在北京正式签署了联合公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5）中国与联邦德国自此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由此可见，在两国建交过程中，基督教联盟党及其领导人发挥了重要影响，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罗纳德・欧文著，吴章彬，韩瑞定，王宏周译.西欧基督教民主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
（2）潘琪昌著.百年中德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193页。
（3）袁玮蔓.从政党政治角度看1972年德中建交事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4）袁玮蔓.从政党政治角度看1972年德中建交事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5）梅兆荣.中德建交谈判回顾[J].德国探讨，2002年第3期，第17卷。
参考文献：
[1]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3]罗纳德・欧文著，吴章彬，韩瑞定，王宏周译.西欧基督教民主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
[4]潘琪昌著.百年中德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
[5]王殊著.五洲风云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
[6]顾俊礼.联邦德国政党体制的演变[J].德国探讨，1989年第2期。
[7]袁玮蔓.从政党政治角度看1972年德中建交事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8]梅兆荣.中德建交谈判回顾[J].德国探讨，2002年第3期，第17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