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关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德国,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其从中国的进口作用小于其国内需求对从我国进口的作用。但是,关于我国从两国的进口而言,汇率的作用大于国内需求的作用。FDI关于我国向两国出口的作用不及国际需求和汇率的作用,但是FDI对我国从两国进口的作用均大于国内需求的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汇率、需求、FDI等宏观因素对中美、中德双边进出口额的作用进行协整略论,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汇率上升对双边出口增长有负面作用,但是汇率上升的作用程度远远小于国际需求对我国出口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美国和德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不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汇率变动作用出口,进而作用我国与两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将很难奏效。 其次,汇率上升对双边进口增长有正面作用,而且作用大于国内需求对我国进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德双边进口方程中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均显著高于中美双边进口方程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在人民币升值及我国进口需求不断增长的共同背景下,德美两国表现出的异同预示着两国对华出口的政策和商品结构存在差别。 再次,FDI关于双边进口和出口都有显作品用,在促进出口增长中作用大于汇率,在促进进口增长中作用大于国内需求。这种状况应该同我国特有的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以外商投资公司为进出口主体的贸易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综上,在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20%的情况下,中美、中德双边进出口贸易的表现说明,汇率关于调节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相比之下,国际需求旺盛,国内需求不足,以及以“大进大出”为特点的加工贸易方式,关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和持续增长影响更为显著。 国际需求旺盛的根源是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不断强化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的互补性。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由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大批外迁导致本土产业无法提供日常生活必需的许多消费品,只好从国际市场大规模地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通过汇率调整改变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调节市场供求,并不现实。强行如是的后果大概只有两种:一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售价大大提高,其居民为此多支付巨额美元,从而使其福利受损;二是发达国家将不得不从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进而把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成本高于中国,其全球贸易逆差非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 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出现因国内需求不足而抑制进口增长的情况,大致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进口关税的限制;二是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限制。本文略论的结论支持第二种解释。从理论上讲,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由占有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决定。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广泛的比较优势,可以有选择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几十年来都是以工业制成品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但是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我国出口。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以来美国在对华高科技账户上的逆差几乎占其整个对华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德国没有对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设置明显障碍,德国的汽车、机电和化工等优势支柱产业对华贸易顺差基本抵消中德一般消费品进口出贸易顺差,促进了中德双边贸易的均衡发展。 发达国家以资本的要素优势去整合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是产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动因。在我国吸收的FDI中,近七成投入到了制造业。外资投资公司从本国或地区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进行加工装配以后以中国的名义向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使我国在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同时也承接了大量的国际顺差转移,从而导致了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方面,我国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了对FDI的强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FDI在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缓解就业压力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必须认识到,无论出口加工贸易的规模如何增长,从事加工环节所能收取的加工费非常有限,巨额的利润被拥有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投资方获取。换言之,顺差计入中国的国际收支账户,利润却计入发达国家企业的账户。 因此,我国国际贸易持续顺的根源在于产业的国际转移,以及我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产业结构。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单纯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世界制造加工中心转移到中国的结果。如果整个生产格局不发生变化,把我国的贸易均衡,特别是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均衡的实现与人民币汇率简单联系起来,无异于缘木求鱼。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对出口中国商品种类的限制,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产生的重要原因。 为有效增加进口,特别是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我国已经非常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在高技术产业上的合作,应用各种措施促进其增加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2017年以来,面对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开始寻求合作以共度时艰。中国政府积极和各主要经济体开展对话,为在高科技领域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愿意轻易放弃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双边贸易主导权。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和创造与发达国家合作或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要注重自身的研发和创新工作。信息化时代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助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机遇。 参考文献: [1]Cerra-Herroro A, Koivu T. Can the Chinese trade surplus be reduced through exchange rate policu?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6/2017 [2]叶永刚胡利琴黄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实证探讨[J].金融探讨,2017(4):1～11 [3]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2 ，德语论文，德语论文题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