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中德两国合作的日益紧密，两国人民的往来也日渐加强。送礼作为古今中外人士用于维持或加强彼此联系的共有方式，也是中德两国百姓在跨文化交际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两国的送礼习俗存有较大异同，易在中德跨文化交际中造成误解和冲突，尤其在送礼动机、送礼对象、礼品选择及收礼人反应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送礼动机 送礼一般情况下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或者特定关系的存在。无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每逢佳节，互赠礼物都是为了表达对彼此的祝愿；婚礼、乔迁之喜、生日等场合，互赠礼品是为了表达祝贺之情；得到他人帮助和关心，赠送礼品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意。然而，中德两国在送礼动机方面仍有所不同。中国人有事相求时，会在事前携礼登门拜访。然而这却会引起德国人的反感。德国人认为，在此时赠送礼物会给他们造成“不得不帮”的压力。因此，德国人一般选择在事后赠送薄礼以示感谢。此外，德国人对陌生人或泛泛之交的送礼往往采取一种怀疑谨慎的态度。以我亲身经历为例，我曾经陪一位德国人去乐器行买小提琴套，店里面没有卖，但老板很热心地要把自己多出来的一个送给那位德国人。德国人没有接受，走出店后，便问我：“他对我有什么企图？”我只好跟他解释，乐器行老板并没有什么企图，这单纯只是中国人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另一个例子也来自我的亲身经历。有一回陪一对德国夫妻去旅游，路上有两位中国年轻人邀请我们去他们别墅参观，德国夫妻的第一反应也是问我：“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企图，是要将别墅卖给我们吗？”我只好跟他们解释，那对年轻人并没有什么意图，只是单纯想让你们看一下中国的别墅。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关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尤其关于外国人，经常“过分”友好，以至于让德国人觉得 “天上掉了个机关重重的馅饼”.两国就送礼动机方面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异同，源于“不确定性规避”的指数不同。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不确定性规避是指组织或群体面对不确定性时所感受到的威胁以及试图通过制定安全规则和其他手段来避免不确定性的程度。避免不确定性的强弱程度可以通过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来体现。规避程度高的文化通过规章制度、安全方法以及关于绝对真理的信仰尽力规避各种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些文化在心理上难以忍受模模糊糊的事，对事比较“较真儿”,它们以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来减少不确定性，而回避程度低的文化很有能力对付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事，对此没有心理的压力，关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比较宽容，他们的规章制度比较少。德国人较于中国人，不确定性规避很高。因此，无论面对朋友还是异国陌生人的礼物，都会事先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朋友在求他办事之前带礼登门拜访，会让他们觉得有压力，因为他们不确定朋友求他们办的是什么事，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完成朋友的嘱托。更不用说异国陌生人的礼物，德国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接受礼物之后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因此在不确定接受礼物不会带来麻烦之前，德国人是不会轻易接受礼品的。 三、送礼对象 无论中国还是德国，送礼对象都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可以是父母、爱人、孩子、亲戚、好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甚至是仅过一面之缘的有缘人。然而，两国在送礼对象的选择上仍存有不同。在中国，下级给上级送礼很正常，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上级往往掌握着“生杀大权”,可以决定下级的升迁。因此，为博得上司好感，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者想更上一层楼，给上级送礼一般不可避免。当然，也有“不受贿”的上司，也有不“行贿”的员工，也有单纯表示敬重的送礼行为。但相关于前者，后者只是凤毛麟角。在德国，下属向上级送礼、企业向官员赠礼的现象非常少见。因为个人的升迁、企业是否获得订单，都有法可依，并不由某位官员说了算。 而且，上级也不会私下接受下级的礼品。德国《联邦政府官员法》明确规定，政府官员收礼是违法行为，价值超过15欧元的礼品或酬劳必须上交，待重大庆祝活动由下级采取抓阄的方式分获这些礼品。若违反这一规定，则视为收受贿赂，将受到严惩。前德国央行行长韦尔特克在参加“欧元货币面世”庆祝活动时，顺便带了家属去柏林住豪华酒店并游玩了4天，结果花去了该活动主办方7600欧元。不久，这一丑闻曝光，德国央行行长迅速偿还家属所用的3800欧元。不过，德语论文网站，老百姓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他这样做，无论是从法学上还是从道义上都说不过去。最后，央行行长为此不得不宣布辞职。无独有偶，因此而下台的还有前德国总统伍尔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