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国《世界报》报道他辞职的原因如下：第一，他让他的有钱朋友为他的豪华假期出了钱；第二，他乘坐了比他预订的飞机舱位更高级别的座位，但没有加钱；第三，他买车的时候打了个折；第四，德语论文网站，当州长时，为了买房子，他接受了一笔低息贷款；第五，当媒体想报道第四件事时，他亲自打电话给编辑，威胁对方不要报道。就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五个原因，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不到两年的总统任期。中德两国对于送礼对象的异同还体现在师生送礼关系上。在中国，无论是学生还是学生家长给老师送礼，都属于正常现象。学生和家长希望通过送礼这种方式让老师更加重视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或者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喜爱和尊重之情。而在德国，学生给老师送礼的现象是极其少见的，尤其如果在科目考试成绩还未出来之前给老师送礼，便有行贿的嫌疑，倘若老师接受了，便是受贿行为了。因此，在德国师生之间鲜有礼品往来。一个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例子正说明了这一点：曾经有一位中国女学生去德国留学，给德国教授送了一个花瓶作为见面礼，不了解中国送礼习俗的德国教授很生气地拒绝了，而不了解德国送礼习俗的中国女学生觉得既委屈又没面子。德国教授认为学生的这种送礼行为形同于贿赂，因此很生气地拒绝，而中国学生觉得自己出于一片好意，不远千里给老师带见面礼，却遭到如此无礼的拒绝，自觉受了委屈又失了面子。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异同，是由于两国的“权利距离”不同。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模式，权利距离表明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组织或企业的权利在各成员之间不平等分配的程度。这一维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在各种群体中，权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功能性的。这种不平等通常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上下级等级较德国更为分明，上级权利大，有权决定下级的任免和升迁；师生之间的关系虽不如等级关系那么分明，但与德国师生关系相比，中国师生之间的权利距离仍然较大。同时。中国是以关系以导向的社会，中国人希望通过礼品做人情，以拉近彼此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相反地，德国是个以事物为导向的社会。德国人看事实说话，因此一个员工是否能得到升迁，一个企业能否接到订单，一个学生能否取得好成绩，不是由一个领导、一个官员或一位老师说了算，而是要各凭本事，能者得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