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德国汉堡。我从一位朋友家出来，一看时间还早，便去散步，没想到迷了路。此时大街上空无一人，商店也早已关门。好不容易见到前面有人，忙赶上去问路，却不料遇上一个吉卜赛女郎，非给我算命不可。正在推推拉拉，女郎突然像见了鬼似地撒腿就跑，一辆涂有“Polizai”(警察)字样的小汽车“吱”的一声停在我身边。从车上跳下来一位留着小胡子的警察。问明情况之后，便请我上车。我想坏了，不晓得是不是要找我的麻烦。见我迟迟疑疑不肯上车，警察笑了。他说:“别担心，是送你回家。”盛情难却，我便上了警车。警察边开车，边与我交谈。他说，如果遇到麻烦，小至迷路，大至失丢了护照、金钱，都可以找警察。行人向巡逻警车挥手停车，警察有义务停车，问明情况，都尽可能提供帮助。他还说，每条大街上都有警察派出所，昼夜有人值班，入夜之后，只要看到哪幢楼前亮着红灯，那里就是派出所。这位警察对我似乎有误解，不过他的提醒倒是善意的:“要找女人，就去圣保罗(在汉堡港附近，是政府控制下的红灯区)，大街上拉客的妓女十有八九是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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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次德国警察帮了我一个小忙的话，那他们还帮过我一个大忙，救了我的命。
1991年1月14日，我在法兰克福机场换乘去开罗的班机。这几天实在把我累坏了。海湾危机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大战即将爆发。8日凌晨，我从开罗出发去日内瓦，采访美国国务聊贝克与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对于海湾危机的最后会谈。从那天起，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为了避免战争，全世界都动起来了。9日，美伊外长会谈以失败告终。10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赶到日内瓦调停，又是一场失败。11日、12日，欧共体12国外长在日内瓦开会，本是为了研讨如何避免战争，本是为了抵消美国的作用。斗争错综复杂，好戏一场接一场。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应付这一切，每天从黎明到深夜在日内瓦机场、日内瓦洲际饭店、万国宫(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和新华社日内瓦分社之间疲于奔命。又要采访，又要写稿；不仅要写中文稿，还要写英文稿；不仅要写公开报道稿，还要写内参稿，一些杂志的约稿由于有时限，再累也得应付。
拼了几天命的我疲惫不堪地坐在法兰克福候机大厅中的一张椅子上。突然，天旋地转，我感到心跳得厉害，呼吸困难，心里明白，却不能说话，想站起来，双腿却不服从大脑指挥。我感到有一种其大无比的力量忽而把我抛向高空，忽而把我抛向谷底。在这一瞬间，我似乎想了很多，但只有一个念头至今仍然记得:我得活着回去，不能死在这里。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旅客发现大事不好，随手从手提箱中掏出一副听诊器，解开我的衣扣为我检查。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旅客是医生，正在等候去印度孟买的班机。医生冲着一个姑娘说了什么，那姑娘马上跑开了，随后带来一名警察。医生掏出处方本，开了处方，警察接过处方掉头跑出机场。
隔着候机大厅的落地玻璃窗，我看见这位警察钻进停在机场大门对面的一辆警车，随后警灯闪闪，警车绝尘而去。不一会儿，警车回来了，那位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一小包药递给医生。医生让我吃了药，告诉警察他自己得登机了，如果半小时内我的病情仍未好转，便要叫急救车。
我目送医生大步走向登机口，不知为什么，几滴热泪流出眼眶。警察立即劝我不要激动。服药后大约十几分钟，我被“治”过来了。警察把我交给德国汉莎航空企业一位小姐，对她说:“这位乘客需要特殊照顾，请关照。”
终于要与这位警察分手了。真不知道怎样谢谢他才好。我打开手提箱，找到一幅湘绣，请他收下。他仔细欣赏了一遍，退还给我:“谢谢，先生，我很喜欢它，不过我绝对不能收下，对不起了。”随后出示发票，要我付药费。不过是区区7美元，他却认真地说:“如果先生付款不便，不要紧的，请在发票上签字，我可以作为紧急救助开支报销。”
从这一刻起，直到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我成了汉莎航空企业的“特殊保护”对象。奉机长指示，一位金发碧眼的空姐每隔20分钟跑到我身边一次，询问我感觉如何。到达开罗机场后，这位小姐又把我护送到机场外。埃及医生说，我的心脏本来就不太健康，心律不齐且过速。连续几天过度劳累，心脏负担过重，导致脑供血不足。多亏医生、警察及时帮助，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这就是我见到过的德国警察。
在国外，我也碰到过不好的警察。1992年1月，在莫斯科机场，一名上尉警察要我申报随身携带美元的数额。我如实申报2万美元，德语毕业论文，他又要我当着他的面一张、一张地点清。刚数了几张，他便小声说:“有香烟吗?”我赶紧掏出一盒香烟“进贡”。又数了几张，他直截了当地说:“给我一支圆珠笔。”从我手中接过圆珠笔后，德语论文范文，他把一堆美元朝我一推:“不用数了，请走吧!”
(王辉摘自《北京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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