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律师制度是其法制的一根坚强柱石。笔者留德多年，在完成论文答辩之后曾到斯图加特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实习半年。现将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国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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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司法机构
在德国，律师是“独立的司法机构”。作为自由职业者，律师的活动既不受政府的控制，也不负有公务员那种对国家效忠的义务。其意义在于使公民有机会获得不受国家作用的法学专家的服务，当然，像任何公民一样，律师也必须遵守法学，另外，他还必须遵守本行业的职业惯例。
德国如今共有律师7万多人，都是专职律师，律师可以兼职到大学开课。做名誉教授，相反，教授作为国家公务员却不能兼做律师，这同国内的一些法学院系设立律师事务所做法大不一样。
律师执照
在德国只有那些依《德国法官法》有资格任法官的人才可以成为律师，德国国籍不是必要条件。
要取得法官任职资格必须至少在大学学习了3年半法学，完成两次国家考试，并在两次国家考试之间顺利地进行了实习，整个过程至少达6年之久。
法学系是各大学注册学生最多的系科之一，每当新学年开始时，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可是经过六七年的学习、实习淘汰，最后能完成第二次国家考试的不到新生人数的一半。有意思的是，依《德国法官法》取得法官任职资格的人可以在全德各州做法官，当然也包括1990年10月3日新加入联邦的东部各州。然而那些依过去民主德国法学获得的法官任职资格在两德统一之后却只在原东德境内有效。
为了履行欧共体的义务，德国从1991年1月开始举办律师资格考试，为欧共体成员国公民成为德国律师提供了一条变通的渠道。据悉，到1994年10月已有41人参加了这种考试，其中34人获得通过。一半是学者，一半是社会活动家
德意志人长于思辨，这种特性在法学制度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德国法学以其严谨、浩繁而著称于世。这样一个庞杂的体系又能比较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的需要，这是它的难得之处。以1949年5月23日生效的《德国基本法》为例，四十多年来共修改了40余次，其中最近一次的修改是1994年8月30日，所以，当我们在论及法学的稳定性时，不能认为那便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法学是有其自身的生命力的。
德国法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用词偏僻，行文晦涩，故有所谓法学家德语。笔者在慕尼黑生活时，曾搬家七八次，几乎每个房东家的藏书中都能翻出一两本(陈旧的)法典，但是相信真正能弄懂那些条文的人很少。即使认识其中的每个单词。读懂了整个句子，也往往未必知道其真实涵义的百分之一二，因为具体的条文是靠大量的判例和学理解释充实起来的，例如，1900年生效的《德意志民法典》第823条不过短短两小段，可是1986年版《慕尼黑民法评论》单就这一条就洋洋洒洒写了216页。其实，法学系图书馆里排成长队的论文中，有不少就是只以某部法学的某一条作为探讨课题而已。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成功的律师必须是一个法学领域里的专家，光是靠同法官套近乎，讲几句陈词滥调是维持不了生计的，法庭上的舌战不光是掌握了雄辩术就能应付得了的。越是高级的法院。其法庭审判的学术味就越浓厚。读书做学问于是就成了律师的一个必备的本领。他们的这种钻研精神早在上大学时就练就了。在中国。法学是比较轻松的专业，而在德国，法学系的学生则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事实上，不少德国律师同时又是知名的法律家。
于是，德国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学法学的人只会钻条文，思想保守狭窄。他们嘲笑法学系的学生，差不多像我们在国内笑话学理工科的学生一样。这种看法至少关于律师来说是相当片面的。律师不像公司主，总是生产出实实在在的产品摆在商店里任顾客挑选。他出售的是自己的法学知识和经验。没有谁为律师提供固定的薪水，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生存，德语论文，他必须不断地推销自己，追求当事人，另一方面，德国律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他们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同时又同实践、同当事人最接近，因而最了解时代的脉搏，他们穿梭于社会各阶层，可谓得心应手。这样的行业里，必然会陶冶出许多社会精英来，我们都知道林肯、克林顿和李光耀是律师出身，其实德国律师也不乏佼佼者，如前联邦总统卡斯藤斯和前联邦议会议长巴泽尔等，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柏林州州长迪帕根便是笔者曾任职的事务所的律师(当然在他担任行政公职期间不能从事律师业务)。
律师费和法学社会救济
律师费大致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根据诉讼标的价值，按比例收取。根据《联邦律师费规则》，标的物价值在600马克以下，收赞50马克；在9000马克到1万马克的收费540到595马克，在94万到100万马克之间，收费5975马克到6225马克。另外一种基本的算法是按律师的工作量以小时计算，收费的高低取决于事务所的名气、律师的水平等因素。一般一小时收费300至700马克不等，也有的高达1000马克。使用什么计算方式应该由律师和当事人商定，除上述费用外，当事人应支付律师办案的成本开支(例如电话、复印、差旅费等)以及个人当事人应付的15％的增值税。
律师收费固然昂贵，但关于公司来说，律师服务对生意的顺利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通常不会吝惜这笔开支。当然，关于无意间卷入法学纠纷而不得不求助于律师的个人而言，这又可能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这种风险给保险企业带来了可趁之机，从本世纪初起，“法学保护保险”便开始在德国萌芽，现在已成为各大保险企业的一项重要业务。如今，投保人去找律师时不是带现金和支票，而是拿着一张保险企业出具的磁卡――就像人们去看大夫一样。
当然，投保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而且有能力投保法学保护保险的人往往也不是经济上最困难的人。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德国通过社会救济的方式来保证贫困者(包括外国人)获得最起码的法学援助。
根据《联邦咨询救济法》的规定，低收入者可以到区法院咨询有关法学问题。如果法院不能解答有关问题，则签发给当事人一份资格证，并依当事人的选择确定一个律师为他服务。有关律师除非有特别理由(例如重病)，否则不能拒绝提供帮助。提供咨询的律师只能收29马克，他同当事人另行约定的收费标准无效。但是，个别州的法学规定，如果贫困者基于律师的帮助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话，那么他应支付正常的律师费。另外，律师提供了咨询服务之后也可以向州政府申请补贴。
澳国总理请保姆
黄 萨
2017年5月，一桩看起来似乎很小的事情，吸引了澳大利亚人的眼球并引发了一番争论一那就是总理陆克文雇保姆的事。
澳大利亚人一向是注重家庭生活的，陆克文自然也不例外。家搬过来了，他的夫人赛丽斯・雷恩和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自然也就跟过来了。大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尼古拉今年21岁，已经上了大学，而小儿子马库斯年仅14岁，德语毕业论文，转到堪培拉北部的一所中学读书。本来，这么大的孩子生活大致可以自理，但问题是老爸乃国家总理，需要经常偕夫人到处视察或进行国事访问，总让十来岁的孩子独自在家，不管不顾的，做父亲的怎能不牵挂担忧?
总理请保姆可不是随便的事。把外人请进总理府不安全，程序也复杂，还是找个内部人可靠。陆克文夫妇左思右想，决定让在总理府工作的一名工勤人员担当起保姆的职责，负责照料自己儿子的“私生活”。
当反对党知道了总理把国家工作人员改成私人保姆，就把此事捅出来，并随后在网上掀起了一场“保姆门风波”。总理请保姆不是问题，问题是雇保姆的钱由谁来出?
不管钱多钱少，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不能由纳税人来负担。有人就说，总理凭什么让纳税人来支付他儿子保姆的工资?这些工勤人员是政府指定专门为总理服务的，是在为国家工作，没义务照看总理的孩子。你说你总理忙，妻子也要工作，可那么多工人和职员也忙，也是双职工，他们的孩子也需要照顾，他们请保姆的钱政府能出吗?
在舆论和网民的关注下，通情达理的陆克文夫妇于是决定自掏腰包请保姆，这一决定由总理发言人专门对媒体公布出来。
至此，总理雇保姆的风波总算平息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