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何以掌握汇率改革主动权?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间,德国经验可为镜鉴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同为贸易顺差大国,德国在其他国家的“待遇”让中国羡慕: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而可坐享贸易顺差之乐。
然而,翻看德国经济史,却可发现似曾相识的一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西德马克面临被迫升值重压,国内外对于汇率改革的争论不亚于今日之人民币。
接下来的历史演进是,联邦德国70年代放弃马克盯住美元,80年代抵制“广场协议”,90年代催生欧元。其间货币主动渐进升值,终致国内物价稳定,常年蝉联出口冠军,国际收支表令人羡慕。
德国何以掌握汇率改革主动权?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间,德国经验似可为镜鉴。
60年代:受困固定汇率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布雷顿森林会议”即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德国在战后迅速崛起超出了太多人的预料。特别是其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很快立足,“德国制造”成为赚取外汇的庞大机器。联邦德国对外贸易在20世纪60年代已持续保持连年顺差,1965年以后贸易顺差更是迅速扩大。
德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走强,固定的双边汇率就不再能够反映两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变化,马克存在升值的内在要求。
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马克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德国货币当局一度在市场上购入超额供给的美元,维持巨额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元导致巨额马克投放,在德国国内引起流动性泛滥,逐渐威胁到物价稳定。像中国一样,德国当时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工人薪资等,面临巨大的膨胀压力。
在60年代后期,固定汇率政策可谓“绑架”了西德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央行在维持汇率与稳定物价之间难以两全,通胀阴影重重袭来。
要不要进行汇率改革,德国展开了激烈争论。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声称,“只要我在任,货币就不会升值。”为了使联邦银行重新获得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马克应与美元脱钩的呼声日益高涨。
70年代:渐进升值
7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巨大变化。
1971年,饱受石油危机冲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在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之间,德国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联邦银行也开始了彻底执行“以反通货膨胀为纲”的时代。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德国央行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始终将汇率问题放到通胀问题之后,以国内经济平衡为首要目标,不为外界压力所动。
长期以来,德国央行一直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货币发行机制的依据。对货币信贷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未见大幅提高。这一过程中,德国资产价格伴随着马克汇率的上涨而上涨,资产重估和升值的幅度较小,对实体经济没有造成大的损害。
相对而言,马克汇率居于次要位置,德国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进而,德国较为彻底地贯彻浮动汇率政策,并不对汇率进行过多的干预。在不可避免的货币升值过程中,联邦银行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止输入型通胀加剧方面。在浮动汇率制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却没有再度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
掌握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德国央行,1973年之后,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开始了马克漫长的“主动渐进”升值。
1973年之后的大多数年份,马克都保持升值状态。到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到1.5比1,持续升值达2.7倍。这与同时期日元的升值幅度不相上下。同一时期,德国出口稳定,贸易顺差连年扩大。
德国此种汇率改革模式的成功秘诀,在于德国物价稳定。马克在国际市场上升值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对地升值。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年均4.5%左右的适度增长,稳定性高于美国等工业国家;通货膨胀率则稳稳地控制在3.7%左右,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德国物价的稳定,成为马克国际信用最重要的基石,德国马克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储备货币。1999年欧元发行时,马克占国际总储备货币的18%。
欧元在政策目标、发行机制、汇率管理等许多方面,实际上延续了德国马克的一贯传统,特别是继续将控制物价作为核心目标,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可以说,如果没有前马克作为支撑,欧元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80年代:“广场协议”赢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马克和日元升值的速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985年9月,美国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同样的故事开始,却是不一样的结局。日本严格执行广场协议,货币当局开始干预日元升值。为缓解日元升值作用,日本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大幅降低利率。最终,90年代初,股市和楼市里的资产泡沫破裂,日本进入了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德国未上演日式悲剧,原因在于对“广场协议”的消极抵制。德国央行坚持其一贯姿态,坚决不主动干预汇率,更不会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为代价降低利率。
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但紧张气氛却率先导致了纽约股市崩盘,道琼斯创造二战后最大单日跌幅,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广场协议”导致的不同结果,反映了德国与日本不同的宏观政策思路。德国“以我为主”、“反通胀为纲”的货币政策理念,使它成为“广场协议”的赢家。
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采取了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外汇管理思路和货币政策目标。为限制日元升值幅度对汇率长期进行干预,大量购进美元储备。日元低估和高额贸易顺差,使得日元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直至成为世界第一。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还要同时兼顾汇率的稳定。这使得日本经济的风险不仅来源于内部失衡,如流动性泡沫,同时还来源于外部威胁,比如美国经济的放缓。而“广场协议”的目的,也就在于惩罚日本对汇率的长期干预。
区域货币合作
德国成功化解货币升值困境,与其持续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货币战略密不可分。
在这个战略体系里,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两德货币统一、欧元诞生成长,是德国政府的三步落棋。
在消极抵制“广场协议”、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同时,德国不断完善国际收支平衡表。
德国与中国同样拥有巨额贸易盈余,但德国外汇储备很少;日本外汇储备巨大,但贸易盈余远不及中德两国;美国则是贸易逆差与小额储备共存。
在德国联邦银行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首先没有高额外汇储备“陷阱”。总量有限,甚至不到日本外汇储备的5%;每年增量也得到良好控制,部分年份甚至在减少。
其次,德国善做“减法”,经常账户的资本流入,紧步伴随着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储备账户等资本流出,且流出体系顺畅,高额贸易顺差导致的资本流入难题被有效分解。
此外德国的官方储备多元化。除美元、日元等外汇储备,还有黄金、黄金债权、特别提款权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储备等。而且,与庞大的民间储备相比,德国的官方储备更是微不足道。“藏汇于民”也发挥了突出影响。
，德语专业论文，德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