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缘分的人会由于偶然的机会而产生一段难忘的交往。出国前，我给联邦德国的许多大学发过求学申请信，然而就是没有给我的教授写过信。也许是我和我的教授的缘分，我的求学信被转到我教授的手中。我的教授给我写信说:“您所联系的学校没有您的专业，您可以到我这里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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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授名字叫阿伦茨（ARENDS），是斯图加特大学飞机探讨所的所长。德国大学的教授属于国家官员，享受国家的福利和终身的待遇。通常一个探讨所只有一个教授，教授以下的人员则是由教授聘用的雇员。也许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的弊病，德国的教授很少从本单位提拔，而且大部分教授都有企业的工作经历。我的教授也同大部分德国教授一样，到斯图加特大学任职前，在慕尼黑一家飞机制造企业工作。教授的家仍然在慕尼黑。
我刚到斯图加特大学进修时，无论是语言上还是业务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语言方面，出国前我通过的是英语出国进修考试，而选派单位却把我改派到德国，当时我已经三十几岁了，这样的年龄重新学习一门外语，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业务方面，我教授手中的课题是我在国内还没有从事过的复合材料。然而我的教授并没有因为我的程度低而放弃对我的帮助和希望，而是耐心地指导，积极地为我创造条件;当发现我的德语不是很好时，德语论文，马上给学校打报告，让我到歌德语言学院去培训德语;当我的探讨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时，他又向校长提出申请，要求允许破格授予我学位;在我的论文完成以后，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杂志社;他还为我申请延期进修的费用。
除此之外，使我感到得意的一件事是教授请我到他家去做客。在这之前，教授还没有请过一位同事或学生到他家去过。
从斯图加特到教授慕尼黑的家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在中国人的眼里，夫妻分开300多公里已经够得上“两地分居”了。然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得我的教授夫妇没有成为一年一度的“牛郎织女”。我的教授每个周末开车回慕尼黑。当我坐在教授的奔驰轿车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汽车速度表的指针一直在180公里/小时的刻度左右摆动。德国的高速公路没有设收费的关卡，时速也不受限制，你有本事想开多快就开多快。300多公里的路程两个小时就到了。
见到教授夫人，送上一束鲜花，这是外国人常有的礼节，我也学着这样做了。教授夫人是位探讨美学的哲学。交谈中了解到教授夫人对中国的古代哲学、太极拳、杂技和京剧很感兴趣。如果说她对中国的古代哲学、太极拳和杂技感兴趣,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对中国的京剧感兴趣却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作为中国人的我连京剧里唱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京剧里慢条斯理的动作更没有耐心去欣赏。因此我对她说:“中国的京戏我都看不懂，不懂得中文的你，欣赏京剧里的什么东西呢？”她说：“中国京剧的唱腔和动作非常优美。”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在我们的报纸杂志上也经常看到过评论说：京剧是中国的国粹。然而很遗憾，我没有这方面的爱好，无法同她深谈。真是自家人不认识自家的宝贝。
还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教授家里不仅有一本德文版的《老子言论集》，还有一本德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我的教授告诉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德国曾经有过一阵中国热，特别是在德国的大学校园里，许多德国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比苏联的社会主义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让老百姓起来造反。然而随着中国的动乱，这股中国热也就很快消失了。
在慕尼黑，教授夫妇陪我玩了好几天。他们带我参观美术馆、国家科技博物馆以及其他名胜古迹;还开车到阿尔卑斯山,乘缆车到雪山上，眺望远景中的瑞士和奥地利;在山下湖边的餐馆里我们一边共进晚餐、一边欣赏落日余晖映衬下的湖光山色。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我拍下了不少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当我把这些相片带到所里给同事们看时，没想到他们还从来没见过教授夫人。他们从我的照片上评论教授夫人的长相和胖瘦。
在我的进修期间，我的教授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帮助。教授对我的这种感情，我更倾向于是他对中国的好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他的这种感情和友谊由于有了我这样一个中国学生而得以体现。
后来，我的教授给斯图加特大学校长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其允许授予我学位，斯图加特大学校长很快给我教授回信。原信译文如下：
尊敬的同事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同意您的要求：根据授予学位条例第3章第2节第1条，不允许授予林金赐先生学位。
林金赐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上了四年的大学，根据（德国）教育中心对外国教育事业的意见，中国的学生只有在上完大学三年级后，才能等价于德国正规中学毕业。正如您所知道，斯图加特大学评议委员会在1986年2月特地对此做出决议：在通常情况下只允许授予能够证明具有学位的学生学位。林先生的大学毕业只能等价于学士学历。
我请求您对这个决定能够理解。我只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担心：以保证斯图加特大学所授予的质量上不受到任何怀疑。
我建议，林先生首先取得联邦德国的大学文凭（相当于文凭），在评价学习和考试成绩时，德语专业论文，对此负责任的考试委员会完全可以宽大处理。
我希望对此能够理解，并致以友好的问候。
教授、、校长: (签字)
我在这里引用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想讨论德国的教育制度,以及信中所涉及的内容。我只是觉得这封信在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措施上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首先，德国人做事、处理问题有根有据，无论是我教授的报告还是校长的复信都提出了处理问题的依据。
其次，斯图加特大学校长关于下级的态度，虽然校长在答复中已经提出了处理问题的依据，但还是用“请求能够理解”这样的字眼，用词委婉，并且提出“担心”的理由，完全没有官僚作风。
再次，校长处理问题不是简单地否决就完事，而且还以建议的方式指出处理好这件事情的途径。
当我的教授把这封信给我看了以后，我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埋怨的理由。中国人“走后门”那一套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也许是我缺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总之我的最终没有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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