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种精神地标，它不仅属于一个城市，同时属于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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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地标，是我在德国的见闻中，一个在我心中生成的词汇。我在几年前，曾经和两个朋友一起，驱车走过很多德国的城市，柏林，哈雷，莱比锡，拜罗伊特，纽伦堡，斯图加特，巴登巴登，波恩，科普伦茨，塞尔多夫，卡塞尔，科隆等地。我们每到一处，都拜访那些小城中的名人故居，我们在那些风景如画的城镇甚至村庄中和那些伟大的灵魂相遇。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故居就是我们其中的一站。
拜罗伊特是德国东南部的一座城市。人口7.2万（1984）。却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拜罗伊特工业发达，以纺织、化学、机械制造、陶瓷、造纸为主。瓦格纳1872年来此定居，死后就葬在这里。每年7、8月在此举行瓦格纳音乐节举世闻名。在我们的观念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似乎就是摧毁一切，尤其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毁灭性，但在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工业和文化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城市，在德国也算中等城市，如果有点勉强，那么25万人口的卡塞尔绝对是一个中等城市。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卡塞尔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公元913年。曾作为法兰克族宫廷驻地的卡塞尔于 1189 年正式被授予城市权 （ 德国一个地区成为城市的仪式 ），之后在公元 1277 年卡塞尔成为黑森地区的首府 。
卡塞尔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卡塞尔是德国飞机坦克的制造中心，饱受空袭轰炸，成为一片废墟。战后重建，成为今天德国重要的工业城市，火车机车、卡车、公共汽车等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上海浦东的磁悬浮列车就是在这里研发生产的，著名的德国豹式坦克的生产基地也在此地。尽管卡塞尔的工业享誉世界，但卡塞尔还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这里有著名的德国皇帝的夏宫及威廉高地公园，卡塞尔的战后重建是遵循由英国人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倡导的“花园城市模型”（Garden city movement）进行的在卡塞尔的城市景观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大街还是广场，橡树几乎是随处可见，这要归功于艺术家约瑟夫（Joseph Beuys），正是在他的“城市森林化”的号召下，近7000棵橡树于1982年至1987年之间耸立起来。而卡塞尔最为著名的，既不是工业也不是旅游，德语论文题目，而是卡塞尔文献展。
五年一度的卡塞尔文献展被誉为当代艺术的“奥斯卡”，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立为世界三大艺术展。”作为先锋艺术的实验现场，卡塞尔文献展已不仅仅属于德国，它已经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坐标，是西方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西方社会的时代镜像。米歇尔・格拉斯迈尔 （Michael Glasmeier）曾寄语卡塞尔文献展50周年：“文献展每次都能不出意外地震惊全球艺术界，文献展的历史是一部集挫败、怀疑、丑闻、革新、认知和艺术生产力的历史。但无论如何，那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下一届定于2017年举办的文献展主题为“以雅典为鉴”，试图以艺术的方式回到西方政治文明的发源地而如今深处危机，被欧洲边缘化的雅典，这不是一种怀旧，而是基于过去的理想模型对现实世界的再思考，和对将来世界可能性的构想。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的标志是一只脖子可以旋转270度的猫头鹰，代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视角。希腊神话中代表智慧、理性、与公平的雅典娜，身边站着的就是一只猫头鹰，在西方文化中它也象征着危机预言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城市被炸得伤痕累累，甚至有的城市几乎被完全炸平，其中破坏最严重的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等，其建筑90%以上都被炸毁。战后，德国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住房紧缺的问题。而1970年代开始，住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城市建设的重点从新建转到古城保护和改造方面。仅仅几十年之后，我们已很难再看出战争的痕迹，城市历史风貌得以恢复，而如此良好的历史风貌主要得益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立法保护。而资金支撑也是关键一环。
在德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但是由于各州、地区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导致了城市遗产保护工作投入上的不同，进而作用了城市历史城区的风貌。德国遗产保护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基金、私人自筹资金和公司投资三个渠道。
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基金是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资金来源。德国的遗产保护基金会已经资助了德国大量的私人财产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原东德的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上。当主要原因是由于原东德在这方面资金匮乏，导致大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急需拯救。其次是自筹资金，除公益机构外，保存保护文化遗产还是私人遗产拥有者的义务。那些没有得到公共资金或其他资助的私人遗产拥有者，也必须保持他们的建筑和花园不受破坏，以保证长远保护的可能性。税法为历史建筑拥有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以支持其维护和使用，同时。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刺激了私人投资者去购买空置的历史建筑。并对他们进行维修和新的功能改造。德国在作为私人住宅的古建筑的改造整治中，私人自筹资金的投入占主要比例。再者是公司投资。比如在波茨坦广场建造索尼中心时，日本的索尼企业就花了500万马克用以平移保护威廉二世皇帝的住所。凡公司投资到古建筑保护项目，都可享受免税或减税的待遇，税收制度的优惠保证了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公司的投资。
德国盛产哲学家、艺术家、工业家，他们关于文化的尊重，关于民族历史的尊重就体现在他们对待那些伟大人物的态度之中。故居，是文化遗存的一种物质呈现方式。我们所拜访的那些故居，亨德尔，门德尔松，李斯特，瓦格纳，�G勒，布莱希特，开普勒，黑格尔，爱因斯坦，勃拉姆斯，舒曼，海涅，伦琴，德语专业论文，无论是建筑的高大还是低矮，无论豪华还是寒酸，都无一例外地是当地的地标，我们无一例外的看到他们对那些遗存的小心翼翼，其中充满了热爱、尊重，甚至膜拜，他们内心的自豪感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精神地标，它不仅属于一个城市，同时属于一个民族。
在中国城市化的今天，我们看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未来，实在有必要提出“精神地标”。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摩天大楼情结，也属此理。
（作者简介：李北山，著名文化学者，泰山出版社副总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