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采访乌韦以来，一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是一幅黑白的画面，街上的人们都穿着黑白灰的制服，胸前别着毛泽东像章，一个高大的德国人走在其中，最后时光定格在9年后，他手挽着美丽的中国新娘。用乌韦的话说就是：从那时起，我就跟北京结了婚，嫁给了中国文化，嫁给了沈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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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最终还是采用沉淀的方式保存了下来。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乌韦似乎有那么点春风得意的样子：结婚20年的妻子还是那么大方漂亮，并且女人味越来越浓；两个孩子都娇俏可爱，扬言要跟爸爸结婚；事业如日中天，把文化做到了中德之间。这些都是乌韦得意的资本，因此乌韦操着尽管学了30年还是经常把“问题”说成“题目”的中文对我说：“我的中文还凑合，以前我们说盖了帽了”。
的确，关于1974年来中国前只会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名字的乌韦来说，今天的这一切足以骄傲。
老天安排的姻缘
坐在我对面，乌韦和沈丹萍的回忆充满了甜蜜，并且俩人时不时地蹦出：“这是老天安排的。”意味着俩人的结合充满了戏剧性的味道。说起来确实有点意思。当时乌韦在北京的工作时间是两年，没想到一下子就待了9年，最后结识了沈丹萍，成就了一桩跨国婚姻的典范。那是1983年的4月份，日子是5号。
沈丹萍对那个日子印象深刻：“当初乌韦作为外国专家在外文出版社作编辑，因为工作的原因与北影厂的人聚会，我们宿舍的一个女孩也被邀请了，但是她不愿意自己去，所以就拉着我。我是不愿意去的，主要是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不用说跟外国人交往，跟中国人交往都不怎么愿意。但是就是这么阴错阳差，我们就这样交往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交流非常困难，我用汉语拼音写，有时候也画画。最后想想，这也是我学画画的开始。”
而乌韦则明显地感觉到了两人交往的神秘性：“记得当初的感觉就是偷偷地谈恋爱，非常紧张，白天出去我们都是戴口罩，并且是一前一后在街上走。当时谈恋爱，还经常有人帮我们打掩护：我们两个在屋子里，然后外面坐一个朋友。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人认为我们的交往是不正常的。其实你看那个时候，中国女孩与一个外国男的见面还凑合，谈恋爱简直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其实你知道，男人女人是特别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在一起就已经挺不容易了，像我们这样两个国家的就更不容易了。”
关于这段“老天安排的姻缘”，沈丹萍认为：“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大家也都会比较珍惜：只要两个人相爱，没有在情感上出现问题，其他的都好办。说实话，现在社会上第三者太多了。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感情是非常好的，虽然有磕磕绊绊，但是他总是表现出高姿态，这就好办多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他应该让着我。（哈哈大笑）”而乌韦自己也开自己的玩笑：“我就是妻管炎，我不怕别人说怕老婆。首先自己清楚这不是怕，我也明白中国人是拿这个开玩笑的。我自己就觉得挺好玩的。”
乌韦：沈丹萍没有“欺负”我
我知道一个典故，熟悉的朋友见到乌韦总是开玩笑：“乌韦，沈丹萍欺负你没有？”而这时乌韦总是笑着回答：“没有。”说起这个话题，沈丹萍笑着解释：“我挺厉害的。呵呵，所以总是有人问他：最近沈丹萍欺负你没有。其实不是，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吵架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吵。他很大度的。”
乌韦也认为，其实沈丹萍并没有真的“欺负”自己。因为如果沈丹萍不排戏的话，就会给乌韦做很多很好吃的菜。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养住一个男人的心，先养住男人的胃。这话没错，身体调养好了，心情也好，工作状态也好。沈丹萍经常说：“一顿很好的美味佳肴，就是一服良药。因为你觉得好吃，你的胃口就会很好，消化就会很好，所以身体也就会好了。而且乌韦从来不为难我，比如说我今天中午没做饭，他也不会生气，不像我爸爸和哥哥，如果今天中午没有做好吃的，简直就气死了。乌韦就是什么吃的没有，吃面包也行，是一个非常好管理的男人。”为此，沈丹萍经常开玩笑：下辈子找个会做饭的男人。
乌韦清楚地记得沈丹萍给他做的第一顿饭：那是在北影的宿舍里，用一个小电炉子，沈丹萍把长头发放到一个帽子里开始做饭，并且几分钟的时间，就做了5个菜，简直太神了。可以说沈丹萍是为了他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一点乌韦非常清楚。以前的沈丹萍是一个明星，家喻户晓，所以根本什么都不会做，是为了爱人才这么人做的。
而沈丹萍却说：“实际上是他引导我如何做一个女人，做一个妈妈：从一个无知的小女孩，到现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女人，这些都是他的功劳。要不然我也就跟国内大多数女演员一样真的就是为艺术献身。其实当时我也是这个想法，但是遇到了乌韦，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一点我也感谢乌韦。天性的东西不能违背，我非常庆幸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乌韦一直鼓励我做女人，做妈妈、做妻子，这是我比较庆幸的。因为跟我岁数差不多大的女演员也不少，一直为了事业、为了艺术不结婚，失去了很多。排戏是有成就感，德语论文网站，但是回到现实中呢？到家时孤苦一人，没人疼爱，很难受的。我也曾想过我自己：相对来说事业是失去了很多，但是我得到的，又有几个人能享受到呢？你看我的两个孩子，我非常爱她们，这是没办法用语言形容的，那种生命的延续，那种新生命带来的巨大的幸福，想想这是自己的骨肉，那种感觉不是作为一个妈妈，你是根本体会不到的。我觉得排戏之余每天等他回来，为孩子做饭，我觉得那种幸福是没办法形容的。当然也肯定有很多烦恼，最终我觉得快乐还是比烦恼大。”
乌韦沈丹萍面对面
乌韦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是两个人一起的，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采访。因此当沈丹萍进厨房准备晚餐的时候，乌韦在客厅里喊：“沈丹――，来照相了。”我明白乌韦叫沈丹萍为“沈丹”显然是一种亲昵的称呼。
记者：评价一下你的另一半吧。
沈丹萍：乌韦是一个执著的人。有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策划，我感觉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居然让他给做成了，他遇到困难从来不跟我说，而且我也从来在他脸上看不出有多难的事情，但是成功以后，跟我一说，我都很惊讶。他真的很执著，很努力。他是越困难越不跟我说。他觉得说了我会难受。我经常说这辈子欠他的，一开始勾引我，把我“骗”到手了，然后对他无怨无悔，跟他了，就为他好，心疼他。他挣上钱了我替他高兴，没挣上钱，我也鼓励他。
乌韦：用中国话来说是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她在我的生活中绝对不是会给我做饭的角色，她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她经常组织一些朋友，做司仪，并且想办法让大家都很快乐，讲笑话。在一些聚会上很多人互相不认识，冷场的时候她站出来。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主人。我们回欧洲，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她。这样的一个女人在家，我真的很满足。并且她爱屋及乌，因为爱我，所以对我的朋友也都非常好。
记者：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乌韦：是，非常浪漫。 最浪漫的跟沈丹萍都有关系。我自己认为最浪漫的事情是旅游。只要我喜欢的事情，就会觉得浪漫。我是一个没有浪漫就觉得无聊的人，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沈丹萍：我觉得他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在婚姻方面，你看很多浪漫的人，生活了多年以后就不会表达浪漫了，总是给人老夫老妻的感觉，而他不是这样，到现在，他还经常做出浪漫的事情来，他经常跟我说：两个人一起去旅游吧，或者哪天就请我吃饭，并且非常要情调的那种。我就觉得有时候不可思议，都这么多年了，干吗要请我吃饭？
乌韦：不过现在沈丹萍有时候已经不是很浪漫了。比如我们去度一个长假，刚刚回来，我还沉浸在长假的浪漫当中，可是你不知道沈丹萍吧。回到家就开始擦这里，扫那里，我说她是一个很整洁的人。我回来总是要放那个国家的音乐，然后很慢地打开旅行包，回味在那个国家度假的生活。还会喝一些从那个国家带来的香槟酒等，慢慢喝。沈丹萍马上会跑到厨房，一边打扫，一边抱怨怎么有那么多的灰。这样一来，马上那些浪漫的情绪就会都没了。
沈丹萍：我是一个特别爱整洁、爱干净的人，我妈妈经常说怎么你们家的地都比我们家的桌子干净。而乌韦是一个家里虽然乱，也能有爱的那种人，我不是。我就觉得看见灰我就浪漫不起来了。如果说家里很干净，很整洁，厨房里有很多好吃的，这个时候我可以非常浪漫，说很多爱情的话，但是稍微觉得有点不满意，我就浪漫不起来。乌韦经常在家里很乱，而我在忙碌的时候问我：沈丹萍，你的爱情在哪里？我就觉得整个烦死了，但是乌韦说不要管这些，管管我们的爱情吧。其实我就觉得在我的生命里，任何人都不能替代乌韦在我心里的分量，相对的，我也相信任何女人也不能替代我沈丹萍在乌韦心目中的地位，这一点我非常自信。
记者：听到对方夸你高兴吗？
乌韦：我没明白说的是什么。
沈丹萍：这稍微让人感觉到扫兴。因为我们当初的结合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珍惜。比如昨天我们两个闹了点矛盾，我们的孩子就帮助我们。昨天的事情是这样：他回家我跟他开了个小玩笑，他有点接受不了，我就说他小心眼，结果俩人就绊了两句。结果我们7岁的小女儿就说：“爸爸特别没劲，人家都亲你了，你还生气。”然后乌韦转身走了后，她就叫乌韦回来，乌韦问为什么，她就说还没跟我说晚安呢。乌韦说：“说了晚安了。”“还没亲我呢”，乌韦就亲了她一口，然后她指着我说：“还没亲她呢。没亲妈妈。”就是孩子的一句话，大家一下子就绷不住了，哈哈大笑，所以家里也很少有矛盾发生。
乌韦：其实你不知道，我们的孩子经常给我们提抗议，尤其是针对妈妈的比较多：“爸爸，妈妈不好，动不动就要跟你喊离婚。”
沈丹萍：乌韦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拧，我也很拧，怎么办？我别的办法整治不了他，只有一句话可以治他，就是离婚。所以连吓唬带治，其实要离婚我也不会的。然后我自己知道，这种先发制人的毛病改不了，一吵架就说最恶毒的。其实说起来我这人也挺坏的，你说呢。哈哈。
记者：对家的感觉是什么？
乌韦：整体感觉上北京就是家，跟北京结婚了，嫁给了沈丹萍，夫人孩子都说中文。很多人说在家里很无聊，我从来没有，你想，我家有三个女同志，就我一个男的，你说我多幸福啊。孩子们都非常爱我，她们小时候说长大要跟沈丹萍结婚，再大一点就说要跟我结婚，德语论文题目，真的感觉很幸福。
从西到东的思想纠葛
从小生活在德国北方的乌韦，父亲很早就不在了，母亲带着他住在很小的一个城市。关于小时候的乌韦来说，家里的男人就是外公。外公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海员，年幼的乌韦特别喜欢听外公讲故事，那时候外公给乌韦讲很多别的国家的故事：什么中国、日本、印度等，所以乌韦从小就有一个印象：世界比德国大多了。
关于中国的第一印象，乌韦就是从外公那里听来的。最早知道的是上海。后来12岁的时候，母亲再婚，继父曾经在印度住过，会说印度话。那时候从他嘴里知道了亚洲，知道了白人为什么跟别的人种不一样。还有乌韦的家里也有一些书，还让年幼的乌韦了解到：白人与黑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为什么会不同？让乌韦印象深刻的是父亲的一本书，这是很早以前德国人拍的中国的照片：书的封面是一个芭蕾舞演员，黑白的。乌韦觉得好漂亮啊。但是觉得中国那么远，怎么去啊。
乌韦来中国的时候是1974年，那时候大部分人穿的是灰颜色、蓝绿灰，感觉都挺革命。还有就是人特别多，自行车特别多，晚上7点后街上就没什么人了。那时候只记得友谊宾馆、百货大楼和友谊商店，裤子没办法买到合适的，买一块布，找很久才能找到裁缝店，把原来的裤子给他们，让他们照着做。还有就是骑自行车，中国人骑自行车都非常慢，而那时候德国人都喜欢骑得快快的，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那么慢呢？等时间长了，乌韦就想干吗那么快？跟大家一样就对了，也就慢下来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对外国人都很和蔼。1975年的春节，乌韦终于去了上海，就感觉那个年代上海的女孩就很会打扮自己了。她们会在脖子上系一个黄色或者蓝色的丝绸做的小方巾，很漂亮。从上海回到北京，乌韦就跟在外文局工作的同事说：“上海是个大城市，而北京就像农村一样。上海的南京路是一个大城市的路，这里的王府井像农村的路。”然后那些北京人就特别不高兴。那人说：“我们离毛泽东很近，我们是首都，他们上海的在脖子上系围巾就是资产阶级的作风。”说这话的女的看起来很革命，穿的衣服都是黑糊糊的。那时的中国真的给了乌韦神秘的感觉。
乌韦的德国朋友对中国的概念是这样的：一种人是从来没来过亚洲；第二种是来过中国旅游，也许就是一周两周左右的时间；第三种就是在中国生活过，但是大部分人根本就不了解北京。但是对此来中国已经30年的乌韦，现在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三个月不在北京，就有一些不认识的感觉。但是在德国：30年后回去，还是原来的样子。德国的朋友他们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了解。
现在的乌韦在北京做投资代理，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电视台的节目：德国一台、二台，还有巴伐利亚电影制片厂。德国二套是欧洲最大的电视台。乌韦说：“现在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欧洲。以前德国二台都是介绍日本的，现在德国人也认识到中国正在强大，正在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之一，所以现在也准备做一台节目：看中国。以前英国很著名的作家说过一些话：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永远不能融合。我觉得这话是非常错误的，我可以说这就是胡说八道，因为没有了解东方，对西方认识也不是很全面，凭什么说的这话呢？比如你看我们两个，不是东西方的融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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