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人为“下岗”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德国的许多人却向往失业。对这样的怪事，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完全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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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若女士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向往失业并已实现这一愿望的德国人。见第一面时，她自我介绍说她叫“钟雯”。她说这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汉语时用的名字。这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妈妈，1994年离婚后一直在波恩的一家三星级旅馆工作。但1996年8月却突然提出辞职，理由是不适应那份工作。
“其实，我是在找借口失业。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她看我满脸的疑惑，便进一步解释道：“我上班时，每月工资2000马克，比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还少800马克，这工资中还要上缴近700马克的税费，最后剩下的只有我两个孩子的福利金的一半。而我失业之后，虽然没有工资，但每月可领到相当于原工资总额67%的失业补助金。同时，德语论文，还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既自由，又可创收。”
她所说的“自己喜欢做的事”，其实就是做中国人的导游。她辞去旅馆工作不久，经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位校友牵线，在中资公司“飞扬”旅游企业专为来欧洲的中国公务考察团做向导服务。这种雇佣关系虽然是松散式的，但每陪一个团的收入却是不菲。因为是松散式用工，没有履行用工登记手续，所以她的失业补助金仍然照领不误。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没有人认为失业是一种幸福。而钟雯却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在德国，工薪阶层的人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失业是福。”她说，这并不是就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和税务政策“引导”的结果。
上班拿工资的人的税费总额几乎占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不工作的人却可以靠福利过得很滋润，有的人拿着丰厚的各类救济金旅游度假，甚至周游世界；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凭着上大学免费的政策，竟十年八年地在大学里进行“再教育”。
我开玩笑地说：“你千方百计地辞职，算不算是钻了政策的空子，也就是说，投机？”钟雯却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不是投机的问题，而是政策给了我机会，有这个机会不去利用，难道做白痴吗？”
钟雯举例说她有个邻居叫莱米多，结婚十多年都没要孩子，怕养孩子麻烦。但没孩子就不能有相关的福利，靠夫妇二人的工资，总觉得入不敷出。1995年他们向政府有关当局申请，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由此每月获得福利金1600马克，比一个人的税后工资还多。为了获得更多的福利收入，1996年夫妻二人又导演了一桩离婚案。离婚后，夫妻生活却是依然如故。而办了离婚手续后的第二个月，莱米多如愿以偿地分得了一套“社会房”（救济房）。他按事先的计划将这套房私下转租出去，每月收房租近3000马克，这笔收入相当于他们夫妻二人税后工资的总额。
据报道，德国在1995年底的失业人数是400万。德国政府曾在之后的两年中做过许多鼓励就业的工作，但最终无济于事，失业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倒增加了。
在波恩的一家中餐馆，我们碰到一位叫斯里尔的中年男子，他原在波恩大学的一所公寓做管理员，德语毕业论文，失业已经两年了。但在这两年中他从来没有真心地去找过正式工作。问他为什么不去找，他却反问道：“找工作有什么好处？像我这样没有特殊技能的人，找份正式工干，月薪也就2000马克左右，缴完各种税费，所剩的还没我现在所拿的失业补助金多，又何必舍多求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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