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山寨、不正当竞争，这是崛起中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经常遇到的非议。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如今被誉为世界工业标杆的“德国制造”，在125年前也曾经遭遇了和“中国制造”同样的非议，英国人甚至给德国造产品扣上了“厚颜无耻”的帽子。但125年后的今天，“Made in Germany”早已从劣质产品变成了优质产品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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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欢迎的学生
他是一个友好、优雅和风趣的人。他在英国伦敦自称为施鲁普先生，在那里的工商业界受到热情欢迎。这个德国绅士风度翩翩地参加伦敦工商巨头的聚会，向主人家介绍自己“个人对钢铁产品感兴趣”，英国公司家并没有对他产生戒备心理，反而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英国最新的钢铁生产流程。但这些英国公司家不知道，这个深藏不露的德国人却在品着威士忌、抽着雪茄聊天的时候，轻松地窥探了英格兰的顶尖技术，以便在德国生产类似的产品。
这个在英国化名行窃的技术间谍，后来被英国情报机构发现，原来是来自德国莱茵河畔的工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这个钢铁大王来自埃森，后来制造了著名的克虏伯大炮。他不是唯一一个去英国刺探技术情报的人。不过，不是所有的工业间谍都能像克虏伯先生那样高贵优雅而轻松地获得大不列颠的技术情报。有的德国人行为恶劣，自然不能如愿以偿。比如一个叫荷西的德国人就曾对英国的一家炼钢厂的主管进行逼压，要他说出厂里最先进的工艺流程，英国人不吃这一套，就派人去报了警。然而在警察到来之前，这个荷西已经逃之夭夭。
为何会发生如此情况？如果我们把当时英国与德国的工业发展状况相比较，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经过18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工业已经高度发展，成为世界科技的标杆。相比之下，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其科学技术落后了半个世纪。
“无耻之尤”，这就是当年德国人在英国人眼里的形象。不少德国人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复制英国产品，制造二流质量的商品，并以倾销的价格流入英国及其海外市场。在德国，当时工人工资低，工作时间又被资本家无限延长，商品成本非常低廉，其价格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价廉货次”，就是对当时德国不少产品恰如其分的写照。
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商品博览会上，价格督查、机器建造技术专家若洛克斯对参加展出的德国商品的评价是“便宜而拙劣”，他的评价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以通栏标题的醒目版面出现，对德国产品的声誉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英国谢菲尔德企业生产的剪刀和刀具在市场上具有最高的声誉，谢菲尔德的刀剪都是用铸钢打造的，经久不坏，被称为最锋利而又经久耐用的刀具，所以价格不菲。德国索林根城的刀具剪子制造商假冒这个名牌，把自己的产品也打上英国“谢菲尔德”或者“谢菲尔德制造”的质量检查印章出口国外。然而，他们的模仿产品，却是用铸铁打制的，看起来和谢菲尔德的产品相似，可是，无论是锋利还是坚硬的程度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件丑闻曝光后，英国人再也不能容忍德国人的这种卑劣手段了。英国的公司家们发起了抵制德国产品的运动。首先是谢菲尔德刀具生产商在伦敦发起抵制德国无耻行为的运动，他们要求所有来自德国的产品，必须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后来，在1887年4月23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法》（Merchandise Act），并把这个条款写了进去。从那时起，所有德国产品要进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市场，都必须打上“德国制造”的印章。英国商人们希望用这样的印记来吓退消费者，让他们对德国产品嗤之以鼻，德语论文，转而购买英国产品。
克虏伯的工业帝国
英国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以及若洛克斯教授对德国产品所做的毁灭性评价，引起了德国人的彻底反省。后来的10年间，大多数德国企业都铭记了若洛克斯教授的话：“用质量去竞争”，对自己的产品严格进行质量把关，设计上敢于创新，加上德国工人阶级的吃苦耐劳，成就了德意志帝国经济史上的伟大转变。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伪劣产品生产国展开了一场以质量谋生存的战役。
这年春天，钢铁大王克虏伯像平常一样，骑马到工厂。他身材高挑瘦削，头戴折叠帽，身穿紧身夹克，脚着齐膝马靴。从位于埃森湖边，那座拥有269个房间的王侯规格的胡格尔山庄，一路小跑到10公里开外那座属于他的钢铁帝国。
远远地，“克虏伯族长”已经看到了他的帝国，德语论文范文，被黑烟和蒸汽笼罩着。40多个水塔和烟囱高高地伸向烟雾弥漫的天空。其中，有的烟囱比埃森大教堂的钟楼还高。相比之下，这个在德国不算小的城市仿佛也成了克虏伯工厂的附属物。在他的工厂里，有1.2万多名工人上班。工厂拥有工厂专用的煤气和抽水站，以及消防队和警察，还设有一家医院、一些商店和自己的专用铁路。在厂房里，工人在融化生铁，锻造用在铁轨上的车轮和轴承，用生铁铸造曲轴和大炮。工人们在发臭、嘈杂和肮脏的环境里工作，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必须承受高温，而在另外的厂房里，由于要开天窗让空气流入，又非常寒冷。在车间里，用大钳子夹着装满沸腾铁水的坩埚浇注时，铁水常常会烫伤甚至烫死人。不过，这些工人都愿意在克虏伯工厂工作，因为这里的福利好。
尽管如此，员工问题总是克虏伯的一块心病。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招募员工。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派职员到各个地区招募。1855年，他在埃森郊外的工厂还只有704名员工。
当时，埃森是个不大的城市，住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本来开发商品房，于是，埃森人就把马厩、工具棚和阁楼租给工人。1840年，这个城市平均每8个人住在一两层的房屋里，到了1865年，有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挤了18个甚至24个租客。
住房紧缺，使这里很难招到工人。没有工人，工厂就无法发展。于是，克虏伯于1856年在厂区修建了一批住房，房租和伙食费都非常低廉，可以容纳200个工人。这些有点像军营的住房非常狭窄，而且住宿规章制度也非常严格：每个人必须遵守住房纪律和制度，饭前必须洗手。
到了1863年，克虏伯的工人住房已经扩大了6倍，可以容纳4200多人。这个生活区有9幢大楼，包括144套住房，每套住房有3-4个房间，煤气和用水都由工厂自己提供。住宿区的形成，给工厂带来新内容。对克虏伯来说，工厂已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圈和命运的共同体。 1887年，克虏伯的工厂已经雇用了1.2万名工人。这些工人工作辛苦，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环境恶劣，多数人在高炉前工作，因为高温和灰尘，他们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但是，他们相信克虏伯企业，因为这里的工作稳定，工资、面包和住房都有保障。
克虏伯特别注意产品质量，他多次去英国考察，不仅为企业引进了技术，还学到了英国人的一套公司管理措施。他认识到，要提高产品质量，必须提高生产者的素质。他在提高工人的福利的同时，还对工厂实施严格的管理。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了生产有序进行，产品质量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工人的行为也受到严格监督。比如严格的考勤制度，谁迟到了5分钟，就会被扣除1个小时的工资，而这笔钱将存入公司的疾病保险基金。
这样，克虏伯公司的产品日益多样化，而且质量得到保障，企业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由于他的军工产品无论是技术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都达到领先地位，德国皇帝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首脑都成了他的客户。
在技术落后的大清帝国，克虏伯大炮是李鸿章的至爱。1871年，他到德国访问时，亲自去埃森考察了克虏伯工业帝国，为大清帝国的海军和海防订购了300多门克虏伯大炮。
许许多多的德国公司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为“德国制造”这个品牌注入了十足的含金量。
后来居上
到了19世纪末，英国人也开始认识到，许多德国商品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比如铅笔、玩具、药物、钟表、啤酒、棉布、铁器切削工具、钢琴和家具等。同时，他们也看到这些德国产品不再存在质量问题，且物有所值。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德国使价廉物美这个理想得以实现。
1897年，在“德国制造”这个耻辱印记被英国人强行打在德国商品上的10年后，当时英国的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后来英国首相张伯伦之父）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将德国产品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
服装：价格更便宜而实用。
武器和子弹：价格便宜而美观。
啤酒：明亮而好喝。
水泥：价格更便宜，质量上乘。
化学产品：科研出色，质量上乘。
钟表：价格更便宜，且充满艺术品位而引人注目。
棉布：价格更便宜，外观好看。
家具：价格更便宜，轻巧，供货及时。
玻璃制品：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好。
钢铁制品：价格更便宜，更实用。
切削刀具：价格更便宜。
工具：价格更便宜，更实用，款式新颖。
铁器产品（包括铁钉、铁线和钢材）：价格更便宜，质量与英国货不相上下或更优良。
羊毛产品：款式更时尚。
由于德国制造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使英国货物不仅在海外市场受到威胁，连国内市场也被德国货物大肆打入。在1883年至1893年间，德国销往英国的货物增加了30%。因为其产品在英国是如此受到青睐，德国的一些公司也纷纷在伦敦开设了自己的分企业，比如钢琴制造商贝西斯坦和缝纫机制造商普法夫等。
到19世纪末期，德国制造的商品如阿司匹林、科隆香水4711、奥多尔洁牙水、法贝尔-卡斯特尔铅笔、梅克林火车模型、斯泰福绒毛玩具、贝西斯坦钢琴及朗格的钟表等今天还存在的品牌纷纷成熟，并已经使英国生产的类似产品相形见绌，“德国制造”这个曾经的耻辱印记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金字招牌。
不可替代的品牌
质量可靠，经久耐用，供货及时，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改革内涵和成熟的生产工艺，从19世纪末起，这些优秀品质就成为“德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的丰富内涵。
同时，德国作为商业秘密窃贼和产品模仿者的名声也不复存在。而曾经令德国人蒙羞的“德国制造”成为优秀的结构、坚实的安装及终身可用的代名词。德国人也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20年前，德国的名牌厨具WMF企业把眼光投向中国，在广东开设了第一家分企业。然而，在中国广东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还得运回德国南部斯瓦本山区的小镇――盖斯林根的WMF总部进行质检，然后，再打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出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作为“德国制造”的一个样板――保时捷汽车，现在有一种型号的越野车生产地点使用了德国城市莱比锡的标志，这使消费者很容易联想到“德国制造”。其实，这种车型的车身是在斯洛文尼亚生产的，而座椅来自日本，莱比锡只负责安装。虽然在莱比锡总体安装一部汽车比在外国安装成本贵几百欧元，保时捷总裁魏德金却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他说，如果这种汽车不在德国安装，要少卖几千欧元，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标明“德国制造”，“我们就会失去最重要的质量标签，那关于我们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损害”。
德国东部德累斯顿的老玻璃工场里的手表生产，从东德时期到两德统一初期曾经衰落，今天，又呈现出复兴势头。由于玻璃工场钟表没有潮流可追逐，反而成为市场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奢侈品。现在，这种手表打出的品牌叫“玻璃工场本色”，标签是“德国手工制造”，并向瑞士钟表看齐。德国人认为：“瑞士能制造世界上最好的钟表，德国也可以。”
2004年初，欧盟国际贸易委员拉米建议今后欧盟成员国的产品一律不分国别，统统使用“欧盟制造”标志，认为这样有利于欧盟内部各国公司的公平竞争，关于用户也起到让商品来源地透明的影响。然而德国的公司家和政治家却认为，这可能会造成一个技术标准的灭亡。当时德国的工业委员会主席若戈夫斯基称，“我们对我们的质量印章感到自豪，我们拒绝使用统一的欧盟生产标志”，坚持为德国产品打上“德国制造”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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