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属于公认具有永久现实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俄罗斯学者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的“中文版序”，这样起首。这论断似合常识，不易引人发难。但本书题名“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与此抵牾。因为它给“浪漫主义”贴上了一个特定的德国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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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果真是个“德国”事件？倘若深究，确有根据。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 ・伯林为例，在其《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他视欧洲范围内的浪漫主义为一种反启蒙运动的思潮，但真正意义上的“反启蒙运动思潮，其实源自别的地方，源自那些德国人”。在此书另一处，他又强调：“无论如何，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
萨弗兰斯基在本书中避开繁复的概念溯源和现象铺陈，于前言中直面定义问题。但他自己退在一旁，援引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当我给卑贱物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他称此为浪漫主义的“最佳定义”。
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生背景，已熟为人知。以社会史角度观察，那是“政治分裂、大城市的缺失、社会生活之狭隘形式”等因素影响的结果。“不过，也恰恰是这种所谓狭隘的境况，有利于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内向性和坚韧的紧张性。既然缺少一个外部的大世界，人们就用仓储货物替自己制造出一个世界。人们只需要拥有抽象和幻想的才能。德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装备富足。”真可谓另一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从思想史观之，德语专业论文，浪漫主义确是抗拒启蒙理性对个性之羁约，争取精神自由的尝试。而其意图创造“渐进的普遍诗”的纲领，正是这种解放的个体，想统一文学各领域之抱负的充分体现。萨弗兰斯基此书“前言”的结语，“年迈的歌德曾说，浪漫是病态。不过，就是他也不愿撇弃浪漫”，当属精辟。
以此观之，德国文学史上的两位泰斗，不管本身是否愿意，都与浪漫主义文学有不解之缘。
歌德不喜浪漫主义。可见浪漫主义流行于德国时，已遭非议。尤其当浪漫主义在德国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染上民族主义色彩而开始涉足政治，接着在“一战”期间变身为所谓的“钢铁浪漫主义”，最后在纳粹时期被再度利用后，浪漫主义真的成了一个独特的德国“事件”。
法西斯政权垮台及“二战”之后，有人“不是将国家社会主义描绘成它确实曾是的粗暴事件，而是将其描绘成民族的浪漫主义迷途”，将德国引起的这场悲剧，解释为浪漫主义精神之过度张扬的结果，这就引出了阿伦特对这种“声名狼藉的德国式沉思的表达方式”的批评。
以此线索，萨弗兰斯基在本书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个德国“事件”的来龙去脉，论述了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或思想运动结束后，如何以“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在德国社会历史中产生后续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德国浪漫主义在中国时常被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甚至被贴上“反动”和“病态”的标签。这与我们的文学评论，曾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作用有涉。
历史沿革至今，这种以偏概全、仅从阶级立场出发评论浪漫主义的做法，德语毕业论文，已渐为人弃，而浪漫主义关于精神世界的奉献，则广为人识。针对启蒙运动的明晰，浪漫主义作家倡导搅动人之“幽暗的本能”，即世人身上的狄俄尼索斯之力或非理性，来对抗阿波罗的理性及其带来的“异化的社会机械论”。从本质上讲，它延续了人类平衡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灵魂、理智与情感之冲突的努力，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作出有益探究。但这种人世的两歧，存至今日未亡。
曾经盛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作为文学或思想运动，已成历史。但“浪漫的”思维方式，或者“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要素，存至今日。萨弗兰斯基在本书最后，在遍及欧美的1968年大学生运动中，则再次扪其命脉。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浪漫主义抵抗工业社会的深层次的传统，重新爆发”。他在建立浪漫主义与现代社会联系之时，让历史的浪漫主义越出文学疆域，再获社会政治意义。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浪漫主义，“这既无益于浪漫主义也无益于政治”。文学艺术需要浪漫或者幻想，但社会政治更需要妥协和务实。
《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卫茂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代译序”，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