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段祺瑞对刚到北京的冯国璋说，欢迎“四哥”进京当总统，并愿意随时就近向冯国璋请教。冯国璋赶忙说，哪里，哪里，今后府院是一家，上下是一致，内外是一心。觉得这么说还不够近乎，他又紧紧拉住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府院之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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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冯国璋、段祺瑞又相携拜访王士珍。王士珍参与了复辟，并在复辟时出任议政大臣兼参谋大臣，段祺瑞平定复辟之后，他自觉无颜见人，已准备回原籍隐居。
冯国璋很恳切地挽留王士珍与之共事，继续担任新政府中的参谋总长。他还对王、段说：“今后的事情是咱们三兄弟共同来干，不要分什么总统、总理、总长。”
“北洋三杰”自此共掌中枢。在段祺瑞和王士珍面前，冯国璋这位大哥不但没有总统架子，而且表现得极其亲热，相互之间真有个“精诚无间”的模样。
中国对德宣战
作为北上的首要先决条件，冯国璋向段祺瑞提出，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除了徐树铮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同意。
段祺瑞也明白冯国璋内心忌讳什么，于是表示完全赞同，国务院秘书长一职遂由段派中的张志潭担任。每天下午4点，张志潭照例要来到总统府，由冯派成员、代理总统府秘书长职务的恽宝惠陪同，到春耦斋请冯国璋盖印。
盖印时，冯国璋、张志潭和恽宝惠分别坐在一张办公桌的三个方向，首先由张志潭把国务院的命令一件一件地递给冯看。冯看过之后，就照样递给恽宝惠，由恽宝惠拿着一寸见方，用白玉制成的“大总统印”，一个一个地往命令上盖。盖完了，再交给张志潭。
府院之争的喧嚣没有了，有的只是大家周而复始地重复盖印手续，场景极其和谐。自此以后，政府内的事情也都变得流畅顺利多了。
段祺瑞在成功地阻止张勋复辟，再执国政的时候，“一战”形势更为紧张迫切，对德宣战已刻不容缓，协约国驻华公使以及日本也再度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做出相关决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则试图劝说段祺瑞，让他不要对德宣战。
德国公使特地来段公府拜会段祺瑞。他先牵连旧情，谈到“贵总理三十年前在敝国军事学校读书，又在克虏伯炮厂实习，对我国素抱亲善宗旨”，随后便转入正题，请求段祺瑞在“国际大战方酣，胜负未定”的情况下，继续过去对德的一贯亲善精神，纵然一时绝交，也不要再宣战。他还说，如果段祺瑞能够这样做，对中德两国均有利益，云云。
德国害怕中国宣战，从而加速其失败的命运，德国公使代表政府出此言行完全可以理解，让段祺瑞感到气愤的是，对方还有接下来的一出。
只见德国公使突然让随行的德华银行经理取出支票一张，上面已填写了百万巨款。他一边把支票放到茶几上，一边说道：“贵国政府同贵总理现在需用款项之处甚多，区区之数，略申敬意。”
在北洋系中，段祺瑞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为政廉洁，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冯国璋的“民元公债票”，他是绝不会从中沾染半点的。
段祺瑞自认高洁之名声播中外，没想到德国人情急之下，居然还把他作为贿赂的对象，这无异于对其人格人品的一种侮辱。当下他便板起脸，大声答复道：“贵公使适才一段话，站在贵公使立场，我不能说你的话不应该说，但是你的做法是荒唐的！”
接着，段祺瑞又针对公使话中的破绽进行了反驳：“我过去在贵国留学，那是个人的事，素抱亲善也是过去的政策。这次酿成全世界大战，德语论文题目，是贵国皇帝穷兵黩武，有吞并全世界的野心，是犯众怒的狂举。”
在说明德国乃咎由自取后，他斩钉截铁地告诉对方，作为中国的总理，从中国的利害关系出发，他坚决主张加入协约国，“不唯绝交，即日将对贵国宣战”。至于公使对他的贿赂――“馈赠恕不能接受，支票请收回。”
段祺瑞义正词严，德国公使被驳得面红耳赤，只得拿着他的支票唯唯而退。
送客之后，段祺瑞犹有余怒。鉴于复辟期间国会议员星散，已不足法定人数，他迅速以国务会议通过总理负责的方式，推出了对德宣战案。1917年8月14日，冯国璋以总统令的形式予以公布，中国正式对德宣战。
一个月后，协约国公使团对中国的参战做出回应，同意德奥庚子赔款永远撤销，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这对长久以来饱受庚子赔款拖累的中国财政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按照与协约国的协约，中国最初直接派往欧洲的不是军队，而是华工。华工关于协约国来说也绝不是可有可无，“一战”犹如欧洲人口的割草机，还没打上几年，各参战国后方就出现了劳动力奇缺的情况，特别是法国需要更为迫切。
早在中国对德宣战前，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就以将来提高国际地位为名，组织惠民企业，分别在华北、华东、华南招募华工赴欧。宣战后，招募华工赴欧参战正式上升为政府行为，英法两国与中国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英国是十万，法国是五万，最后都招足了。这些华工的薪水及本人衣食住行所需的各项费用物资，全部由英法政府提供。
华工招募后即分批赴欧，其中在威海卫招募了两千多人。赴欧途中，华工们历经千辛万苦，也领略到了世界大战的残酷可怕――有一天，船头警戒的威海卫华工突然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个可疑的“小点子”，船方一面鸣炮示警，一面下令船上的所有人都捆上救生带。
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经护卫舰施放深水炸弹，警报随后解除，但在到达法国三个月后，有人从报上看到，那艘搭乘他们的大轮船还是被德国潜水艇的鱼雷给炸沉了。
“一战”中的华工
协约上本来说好华工不直接上前线，但许多华工到欧洲后却被要求在前线挖战壕。威海卫方面的华工就面临着这一境遇，而且他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军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的距离甚至不超过五十码，实际就在最前线。
挖战壕非常辛苦，壕不挖到一定深度和宽度，工人就不能出来。尤其是遇到雨雪天气，壕内泥浆没膝，轮班睡觉时只能站着睡。相比之下，在前线负责打仗的英国士兵只需在挖好的战壕里守护阵地，军官和机关枪手更轻松，可以在后面盖好顶棚的战壕中或坐或卧，有些还能玩扑克、讲笑话。 初上前线时，英国人还吹牛说他们发明的坦克厉害无比，德国则没有，等英军的坦克车多了，就要对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谁知在圣诞前夕，德军也有了坦克，而且一开上来就是一长串。华工发现后找监工的英军，英军却统统不见了踪影。众人只得仓皇后撤，一气跑了三十多里路，才撤到分区司令部。
到了分区司令部一看，几名英国军官连住处都找好了，正在让勤务兵给他们铺床哩。由于未能及时得到通知和保护，华工中仅工头就有四人受伤，大家对此非常生气，便集体向司令部告状。
英国人自知理亏，第三天便安排华工到后方去转运粮食和军需。后方的危险性虽然不及前线，可是劳动量并未降低，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英国监工和管理人员把中国人当牛当马，在工人们已完成计划中安排的工作后，既不准他们提早散工，也不允许休息。华工但凡提出一点正当要求，都会遭到打骂乃至惩罚。
有一名华工以前做过教书先生，大家都称呼他为“先生”。“先生”不仅有正义感，而且擅长中国武术，在他面前，连身材高大、自称精通拳术的洋人都占不得分毫便宜，因此大家都很敬重“先生”。
见受到欺负的工友们个个气愤难平，“先生”告诉众人先不要轻举妄动：“闹尽管闹，可是在没有计划好的情况下万勿动手，因为英国人显然想打我们一个下马威。”
“威海卫华工营”的营长是个英国军官，名叫李笛亚迪，此人是个贵族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受过短期军训，平时很会摆架子，但实际上却非常胆小，遇到形势严重时，会立即改变方向。“先生”摸透了李笛亚迪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一天早上，在“先生”的策划下，华工拒绝接受分派的工作，同时齐声高喊：“吃不饱，做不动，要减少工作。”李笛亚迪先是不以为然，答复说：“英国食品营养好，肚子没装满也不致缺乏营养，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
工友们早就料到他会如此敷衍，马上质问道：“我们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轻微劳动，行不行？”
李笛亚迪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改口：“不要乱，不要乱，好好上工去，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说。”
工人们这才答应开工，但是当他们中午回营时，却发现营房外排列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英国兵，进营房后，又见到一位工友被华工营的英国大队长以造谣生事为由打得周身青紫。
众人目眦尽裂，大喊一声“大家打”，大队长立即被拖到操场上，起初是拳打脚踢，后来就用他打人的那根棍子，朝他全身乱抽，而且边打边数落他的罪状。洋鬼子吃痛不过，只得磕头求饶，答应永不再犯，工友们这才撂下他去吃午饭。
英国佬素来欺软怕硬，包括李笛亚迪在内，在同伴挨打的时候，全都躲得远远的，不敢露面，直到华工去吃饭，几个英国工头才不声不响地把大队长送去医院。
吃过中饭，工友们有的洗衣，有的下棋，有的整理房间，有的拉胡琴，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开工。李笛亚迪把中方翻译叫过去，问华工们准备怎么办。翻译告诉他：“不撤兵，不加口粮，就不开工。”李笛亚迪用可怜巴巴的语调说：“这些事不是我能做主的呀！”
恰巧此时前线急需运送给养，连同下午耽误的，共需装七十辆车。李笛亚迪急得满头大汗，赶紧又请翻译过来商谈。翻译说：“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只要合情合理，事情没有什么难办，错就错在大队长不该打人。”
见事情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李笛亚迪提起了精神：“你这个话有把握吗？”翻译说：“我是中国人嘛。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不讲情理就会拼命，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李笛亚迪答应到司令部去报告。不到半个小时，营外的英国兵果然全都撤走了。李笛亚迪又返回对翻译说：“口粮没有问题，要紧的是今晚要装出七十辆车的给养去。”他还说，“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预备派一百个英国兵来帮忙。”
李笛亚迪已经意识到，这场中国人的“骚乱”背后一定有带头人，但他不知道是谁。问翻译，翻译矢口否认：“没有带头人，是大家的公愤。”
其实“先生”就是带头人和工友们的主心骨。在听翻译说完经过后，“先生”说：“该收帆了，我们也该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先生”让翻译代表华工答应李笛亚迪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了维护华工尊严的几个条件，李笛亚迪全都应承下来。
当晚，华工们不仅把活干得又快又好，还创造了一些装卸货品的新措施。天还没亮，他们已装齐六十四车，而那一百名英国兵也装了六车，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李笛亚迪也因此受到司令部的嘉奖。他十分高兴，特地把翻译叫过去，对华工们表示了衷心感谢。接着他又去仓库，询问管仓的英国人：“中国工人做得怎样？”
那位管仓员说：“昨晚做得还好。”李笛亚迪当即拉下脸来：“为什么说还好？我的中国工人干得比谁都好。他们昨夜的工作效率，比英兵要高出一倍，你没有算过账吗？”
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从此大变，华工在异国的境遇也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当他们回国时，不少华工还与附近的法国女子结了婚，并带回了中国。
赴欧参战的华工中有很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威海卫华工营”那次从前线撤退伤亡尚不算大，但其他营伤亡不小。据说英国从青岛招募的十万华工，共死了三千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撤退过程中被德军的炮弹给炸死的。
段祺瑞的亲日政策
重出江湖后的段祺瑞除了着力推动对德宣战外，所关切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获得外界的援助和支持。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对德宣战，取消了德奥庚子赔款，加上停付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使得国内财政困顿的情况有所缓解，但那也只是“出”的少了，“入”的仍然不多。
对这笔账最清楚的，莫过于在新内阁中出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履任时，北京政府依旧入不敷出：军政费用每月约需两千万元，而财政部的可靠收入合计还不足一千二百万元，缺口达到八百万元之巨。
如何维持生计，再次成为让段政府头疼的大事，而到了这时候，老段又开始盯上了邻国日本那鼓鼓囊囊的口袋。 日本本来也不是个富国。甲午战争前，为了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日本天皇还要带头捐款，每年挤出皇室经费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让它发了笔财，要不然恐怕连后面的日俄战争都打不起。
日俄战争打完，日本又没什么钱了，但是随后爆发的“一战”却意外地令其大发横财，真正成了暴发户――欧洲各国埋头苦斗，等于把赚取高利润发大财的机会拱手送给了置身于欧洲之外的日本。“一战”期间，日本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
日本有钱，也曾在“中日亲善”的旗号下，打算借钱给中国，但在拨出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后不久，北京政局即因参战之争发生混乱，段祺瑞也避走天津。鉴于当时局势极不明朗，日本寺内内阁决定中止经济援华政策，同时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外务省和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也持全然不干涉态度，作为段派成员的曹汝霖等人曾想策动林权助支持段祺瑞，但都未能达到目的。
日本人西原龟三的见解则完全相反。经过几次访华，他对段祺瑞非常看重，认为段一定可以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即便暂时被免职，也不妨碍其日后东山再起。为此，他再次向寺内提出要前往中国援助段祺瑞。
寺内很信任西原，可他还是认为此行要冒许多风险，所以未同意西原的主张。西原是个极有个性的日本人，德语论文网站，就算是老板不答应，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照做不误。其间他曾四度来华对段祺瑞表示支持，与以往实质上受寺内指派不同，这四次来华完全是西原自作主张的个人行动，而非官方意见。
直到张勋复辟，寺内内阁对公开援段仍感踌躇。后来见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张勋大势已去，寺内才同意帮助段祺瑞平定复辟之乱。
复辟既平，段祺瑞也在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定调。这时，曹汝霖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远交近攻”是强国才能采取的策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作为弱国，既不适宜于“远交近攻”，也不能单纯地“一律看待”，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政策，说白了，也就是必须采取亲日政策。
曹汝霖的这一见解，博得了段祺瑞的赞赏。他在送此前一直在天津活动的西原回国时，特地请西原向寺内转达自己的意向：“中国的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
得到西原带回的这一重要讯息，寺内内阁做出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至此，日本政府终于明确了全力援段的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