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傅敏怡，发现他自己卷烟：撕一张卷烟纸，褶一道痕，摊在大腿上，将烟丝小心翼翼地撒在纸上，卷起来，把卷烟纸的边沿舔湿，两手顺势一拧，一根烟就卷好了。然后用火柴点着烟，腾云驾雾起来。一个小时左右的谈话，他就这么着抽了五、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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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自己卷烟抽，那是因为穷，自卷香烟抽最经济。而眼下是1996年的夏天，德国的C4教授（最高级，相当于中国的生导师）傅敏怡先生，为什么要自己卷烟抽？初次见面，我不好意思提出这个问题。
于是，这一问题就在脑子里储存了六年，直到我通过了论文答辩，准备回国工作了。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向他道别，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以前每次见他，就是一起讨论我的论文，现在终于可以聊点轻松点的话题了，我提起了六年前的疑惑。没想到，这一问，倒是引出他的历史探讨的措施论和一段德国七十年代的汉学发展史来。
他说，与德国接壤的靠北边的荷兰人有自己卷烟抽的习惯，相邻的德国人也受到作用，他的家乡奥登堡（Oldenburg）因此也染上此习。另外，穷人也自己卷烟抽，这原因与中国相同。七十年代的大学生自己卷烟抽，主要是因为穷，也有些是为了显示个性。但是，还有些富人也自己卷烟抽，那是一种高级享受。说到这里，他笑了笑，说，同一种现象，其背后有不同而复杂的原因。直线式的思维，一对一地解释 ，永远不可能揭示出历史的实相。
国内大学现在挑大梁的教授大部分都是五十多岁、经历了“文革”的红卫兵一代，德国大学的顶梁柱也是这一批人。所不同的是，国内红卫兵一代在七十年代里是走向田间，而德国的年轻一代则是走向街头。受到中国“文革”的作用，德国年轻一代认同中国红卫兵，对红色中国发生了浓厚的认知兴趣，纷纷进入大学的汉学系学习。所谓水涨船高，学习汉学的学生人数的增加，给汉学系带来了新的教授席位，而不断增加的教授席位又扩大了汉学探讨的领域，除了传统的语言、古典文献和古代史探讨，当代中国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七十年代德国实现令世界惊讶不已的“经济奇迹”，财大气粗，这为各地汉学系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德国开始务实的对华外交政策，尤其是1975年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党魁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访华，试探与中国建交的可能性，更是刺激了媒体对中国的兴趣。1976年“文革”结束，德国政治家和媒体敏锐预见到中国改革开放对德国的意义。诸多因素的互动，掀起了德国新一轮的中国热。
傅敏怡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他的大学生生活的。他风趣地说：“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一代的大学生，尽管“事事关心”，却又无忧无虑，他们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一代！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和期待：进大学学什么不重要，学多长时间也没关系。很多人同时学四个、五个专业，目的不是拿文凭，而是满足求知的欲望。没钱了，就去打工，开出租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德国绿党领袖、上一届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菲舍尔就是那个年代的学生领袖，确切地说，是中学生领袖，他当时就是开出租车挣钱。）挣到钱了，再回到学校；花完了，回头再挣。
七十年代初，跟着父母去香港旅游，让傅先生与中国结缘。他于1976年进入很小、但很有名的弗莱堡大学，成了汉学系的学生。“中国热”的降临是如此之快，以致汉学系根本没有在人力和物力上做好准备。当时注册汉学系的学生有八名，傅先生是其中之一。老师只有一位，且不会说汉语，也没有现成的汉语教材。翻出一本不知那个世纪编的教材，就凑合着拿到课堂上用了。第二个学期就开始看《狂人日记》，老师将课文抄到黑板上，讲桌上放着一本字典，随时查，以便能把课文读出来。
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学汉语，就像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学英语，大多数人只会看，但不会说。他们没有到中国大陆学习汉语的机会，买点中文书必须得经香港转手。傅先生说，他属于第三代的汉学家，在那样一个变幻的时代学汉语，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直接从现代汉语学起，不像老一代汉学家都是从古典汉语入手。因此，他这一代汉学家既继承了老一代古典汉语扎实的传统，又掌握了会看会说的“活学活用”的现代汉语。我在跟傅先生攻博期间，旁听了一些他给高年级上的课，感受最深的，正是他精深的古典和现代汉语的功底，讲《孟子》、《汉书》，有意拿没标点的版本训练学生；讲瑶族写本，和学生一起研讨解读文本的途径；同时还读明清笔记、读朦胧诗……，讲到一个字，他会从该字的最初含义讲起，一直追溯它的变迁。不得不感慨，我们在国内历史系受到的基础训练，还不及人家的系统和严格。
傅先生的论文题目是对于魏晋玄学。他说，回头再看，他的论文是失败的，已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所以他一直坚持没有出版。他说自己是从德国人的理想主义出发来理解魏晋人的思想，觉得很有挑战性，非常迷人。玄学包括了哲学、文学和宗教，它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聚合，那里面还有欧洲人很着迷的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us）话题――一个可以观照现实的历史话题。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从语言学、从宗教学（佛、道）和文学的角度，试图厘清玄学的来路，试图证明王弼、郭象都受到过印度来的学说的作用，进而证明佛教对玄学的作用。
我们暂且默认傅先生的谦虚、把他的论文看做是不成功的。或许正是这种充满勇气的不成功，催发了他的教授论文的大成功。在德国，写出论文、获得头衔的人多如牛毛，当然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但绝不可能当上教授，只有再写出第二本砖头作品，即教授论文，才获得了当教授的资格。但能不能坐到教授位子上，除了天赋，还要靠机遇和运气，因为德国的教授席位是固定数量的，审定教授资格的委员会是不可贿赂的，靠多码字数、速混脸熟的手段是一辈子当不上教授的。
傅先生的教授论文题目是《语言与思想》。我们知道，欧洲汉学基石是语言学，欧洲汉学家的看家本领也是语言学。然而，历代汉学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同时也是偏见吧？）是，中国语言不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这一判断至今在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中都能找到不少的认同者。人们不是经常说吗，德语难学，是因为它的语法太严密；而汉语难学，则是它的语法太没谱！
傅先生的探讨则是直接挑战这一由来已久的“共识”。他的探讨步骤是，先将中国人对自己文字和语言的看法做一个细致的梳理，进而看看中国人的语言是否同其它语言一样，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从发展的阶段看，中国文字和语言一直受到外来语言及其思维的渗透和作用，而外来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作用绝不仅仅局限在语言学的范围里，它们还作用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Denkfigur），或者可以说，这种作用是在体和用两个层面上。
1998年朱维铮教授来汉堡大学会见老朋友，提出将《语言与思想》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傅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这本书还是不成熟，我很想再做些修改再出版，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修改，也许等到退休才有时间，那就等到退休以后再说吧！”当时我以为傅先生是谦虚，可直到现在，其教授论文仍然被他冷落在书架的一角。
傅先生常常自嘲是“杂家”，起先我也以为他是谦虚，等到最近看了他的论文目录，我才懂得了“杂家”的含义。他的探讨领域涉及到文史哲三个领域，而三个领域中又都贯穿古今：《易经》、马王堆老子抄本、《汉书》、魏晋玄学、佛教、宋明理学、欧阳修和钱穆。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傅先生，他问：“为什么要到德国来读？”我答：“想学习西方的探讨措施。”他马上打断我，说：“没有什么西方的措施，也没有什么东方的措施，措施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的措施。”
当时我听了很吃惊，从本科学习开始，老师一再强调要学习探讨措施，尤其要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措施。大学里也一波又一波地流行着西方的理论：从八十年代的存在主义，一直到目前众口交赞的福柯，我们不谈西方理论，就没办法谈理论。傅先生这么说，是出于谦虚吗？这个疑团在他指导我做论文的过程中才渐次解开。
傅先生非常注重材料，他坚持孤证不信的准则，而且所引材料一定要辨伪。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屡屡给我更正标点符号的错误，我辩解说是手误，敲击电脑键盘总是难免，结果招致他更严厉的批评：“学术论文绝对不允许由于粗心大意而引出的错误！”我在写到崇厚的时候，用了“愚昧”一词，他不同意，说，我们是历史学家，说话要保持中立，不能随便褒贬 。还有一次，我用了“潮长潮落”一词来形容晚清思潮变换之快，他马上将该词删掉，说，我们不是写小说，绝对不能用华丽的文学词句。常听德国学生说傅先生严厉，不少学生领到过他开出的不及格的学分，这几次，我也领教到了他的利害。
论文写作中一个很头痛的事，是将引文翻译成德文。译文要相应地符合可比拟的中世纪和近代德语的语境，绝非易事。我的译文都是大白话，虽然已经请教了德国高年级汉学系学生和中国人中的顶尖德语高手的修饰，傅先生仍然不满意，论文每写出一章，我们师徒俩就坐在电脑前，一边讨论，一边修改。他常常会为一个字、一个词在电脑前愣好长时间，实在想不出，就翻字典。他翻的是德国人编的比较老的汉德字典，他说其好处是语境相当，现在的字典太现代了。有时翻字典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就用红颜色标出来，说要回家接着翻字典、接着想，德语毕业论文，一直到找到满意的答案。我的论文就这样经他审核和修改了六遍。我觉得这样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可是他说，这里有乐趣，当一首经典的中国诗歌被翻译成经典的同时期的德国风格的诗歌，那种快乐无法言说！
有时怀疑，傅先生大概算得上被国内一些新锐学人讽刺的所谓“考据家”，他对理论似乎不感兴趣。如果真是如此，那我要学习先进西方理论的想法岂不落空？于是我心生一计，以非常谦虚的态度向他请教兰克、韦伯、哈贝马斯，我从来就没弄明白过这些德国学者，所问也都是“耳食”来的二手、三手货。没想到，他非常赞赏我在做晚清思想史论文的同时，还对理论有兴趣。于是他给我开书单，告诉我读书的顺序，提醒我读理论作品的路径：历史背景、论战对象、作用范围，指出理论作为历史探讨指导的局限性。他让我读出心得后，再跟他讨论。我的一个小诡计，逼得自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理论书籍。
跟从傅先生读了六年书，我渐渐理解了，措施不分东西方，确实是他的真心话。他关注理论，但他不主张“以论带史”；他讲求措施，但他从不以为措施（或者说真理）只有一个。他是著名汉学家鲍吾刚先生的学生，鲍先生的探讨思路和措施曾经非常深刻地作用了他，比如他关注个性主义，探讨魏晋玄学，就是受到鲍先生的启发。但同时他坚持，老师的探讨措施，既要借鉴，同时也要超越。
欧洲汉学有一套自己的探讨规则，但规则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有探讨个性的人就可以另辟蹊径，另开天地，鲍吾刚就属于有个性的学者。在傅先生眼里，鲍吾刚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他确实是一个著名的个性主义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他留着长发，饮酒不是海量，但爱美酒。同时他又喜欢画画、酷爱下国际象棋――前者是美的熏陶，后者是严格的规则训练。他的探讨兴趣和措施都是与他的个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关注的中国人的姓名问题、乌托邦、幸福观念以及中国文人的自传，都是与他的个性主义人生立场密不可分。有时候，读者会分不清楚，他书中的阮籍是中国历史中的阮籍呢，还是他自己。他对中国文本的翻译也带着他自己的体验和理解，而不完全忠实于原著，他对文本的处理不完全是学者式的，而是艺术家的方式。他有时是在用心、用感觉写作，他不太在乎欧洲传统的探讨措施和范式。傅先生强调，艺术化的诠释探讨措施和科学探讨措施是互为关联的，有时二者甚至可以等同为一，前提条件是，诠释必须具备充足的理由，符合理性。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鲍吾刚，他的探讨措施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或者说，他的措施就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措施，所以他的措施是不可模仿的、不可复制的。鲍吾刚是战后不多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汉学家，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受人尊重。他的《中国人对幸福的期待》和《中国的脸》两部书至今还是汉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不必一本正经、更不必面目可憎，学术作品同样也可以成为非专业人士的枕边书，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都能做到，不必面对司马迁，在鲍吾刚面前，我们中国的历史从业者们是否应该自省？
既然个性主义的艺术化的探讨不可模仿和复制，那么，是否存在着规范化的探讨措施呢？而学术探讨一旦规范化，是否又会产生死气沉沉、缺乏创新的弊病呢？傅先生以为，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家的杰出贡献是给汉学探讨创建了一套科学的范式，如语言学和文字学的探讨，这是汉学之所以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基础是一成不变的，走过的人越多，越是夯实着这一基础。今天的学者可以创新，但必须是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创新；学术探讨要与时俱进，但不断进步是我们提问的角度，或者说变化的是探讨视角，探讨视角变了，文本就可以被重新解读和诠释。社会在变化，语言在变化，科学在变化，背景在变化，每个时代的人需要对文本做新的翻译和诠释，但这样的诠释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能够让人理解和接受。现实是理解历史的出发点，但这不等于主题先行，影射历史。
傅先生了解中国同行的探讨状况和生活状况。临行在即，他建议我回国后要尽快适应国内的环境，所谓适应，并不是要随波逐流。他说，文章有两类，有些是赶时间的，德语论文，如会议论文，粗糙点没有关系；另外一部分是“名山”事业，要花一辈子的力气才能做好。他说，德国学术界也不是一片净土，有一小部分人写什么都很随意，但其原因也各种各样，年轻人没有拿到教授之前，必须得为面包而奋斗，“名山”事业需要稳定的经济保障。
德国是出大师的地方，但当代学人很少封别人为大师，更不敢以大师自许。我称傅先生是大教授，他不同意。他说称他公务员更合适。这是他的幽默，又指向了另一项事实 ――他担任着亚非学院的院长，这已经是第二任，每届任期二年。担任行政职位要花大量时间处理琐碎的事情――德国的官僚主义同样也是世界闻名的！但德国大学的学术职位不是上面指定的，而是教授民主推选出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做。近年来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亚非学院不仅面临着削减经费和减少专业的压力，而且还面临着改变学制的压力。官员说，德国的学制太长，要向美国学习，设立学士学位，课程也要改革，要适应经济发展，要面对就业市场。这样的结果是，汉学系的教学越来越注重语言教学，学科也越来越注重当代政治和经济，越来越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傅先生看来，这有点教育产业化的味道，这种后果非常可怕，没有历史深度的教学，只能培养出一些经济贸易中介的“买办”，人文探讨必然要萎缩，这是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在傅先生的努力下，汉堡大学亚非学院现有的专业和人员都保住了，他还想捍卫大学作为人文精神最后的堡垒，他正在筹划在亚非学院成立一个写本探讨中心，将不同国家的写本放在一起比较探讨。在他的倡议下，汉堡大学在今年七月十四日授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名誉学位，这在汉堡大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给与中国人这样的殊荣。这是表彰中国同行对学术的执著，这是表达对中国同行坚持独立学术意志和精神的敬意，同时，这恐怕也是对德国人文精神衰退的一种委婉批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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