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们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智商测试的结果与生命的某些重要性状有关联,例如人们的社会经济状况,甚至人们的寿命。暂且放下测试这一话题不说,一直以来,人类总是无法给智力准确地下定义。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弄明白,智商测试究竟能从每个人身上测出什么。不过,一个世纪以来,在许多决定人们终身大事的关键场合,有时候甚至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我们往往用智商测试决定人们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人在第三帝国的领土内对40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占德国人口总数的0.5%,占德国15岁到50岁(多数人的生育年龄段)人口总数的1%。同样是实施优生绝育政策,德国人完成的强制绝育手术比其他所有国家完成的总数还多。 “智力缺陷者”也成了 纳粹屠杀的对象 美国人和德国人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纳粹党从逻辑上把优生学的想法推向了极端。纳粹分子掌握政权数年之前,德国学术界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美国同行。作为理由,他们有意识地将杀死所谓的蜕变者(犯罪分子及其同类,包括智力缺失者)与对忍受巨大痛苦的危重病人实施安乐死相提并论。他们还有更为极端的想法:既然最优秀的德国年轻人可以在法国的战场上牺牲自己,头脑和身体严重残疾的人因其消耗了大量资源,更应当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1929年,在纽伦堡市的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在演说中就此话题说:“如果德国每年有100万健康孩子出生,同时除掉70万到80万最弱势的人,其最终结果是,国力仍可得到加强……如今罪犯们也有机会繁育后代,社会克服巨大的困难,人为地养活着退化的人群。如果这种方式得以延续,我们岂不是在杀死强者,养活弱者?”这种言论显然出自弗朗西斯・高尔顿首先倡导的优生理论,为德国人推行智力测试奠定了基础。 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刚一掌握政权,便步调一致地为普通德国民众谋杀残疾人作起了铺垫。有一幅招贴画的内容如下:一个典型的金发碧眼的健康男子肩上挑着一根扁担,背景是一座城市。那人的头部和地面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他挽着双袖,由于负重,双膝弯曲着。扁担的一头是个面色黝黑的像猿猴一样的人,另一头是个戴着帽子的驼背。招贴画上的文字是:“你正在负重前行!每个有遗传病的人活到60岁时,社会成本约为5万德国马克。” 1936年,一位德国的眼科医生出人意料地写出了一部特别畅销的小说,内容是一位深受多发性硬化症困扰的妇女请求当医生的丈夫帮着结束自己的生命。出于对妻子的爱,丈夫请了一位弹钢琴的好友到家里,伴着安魂的琴声,他为妻子注射了一剂夺命吗啡。事后,这位丈夫被捕,不过他公开拒绝认罪,还在自我辩护中声称,有诸多朋友可以作证。在庭审中,他字斟句酌后,当庭问道:“如果你是个残疾人……难道你会希望自己成为永远的植物人?”毫无悬念的是,医生被判无罪。第三帝国的首席医生格哈德・瓦格纳组建班子,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拍摄了恐怖电影《控诉》。纳粹党人并不急于推出这部电影,直到战争爆发,这部电影才开始公映,且轰动一时。 柏林女孩厄休拉・H的人生经历,能够清晰地勾勒出德国人如何利用智商测试和人的行为举止,将杀戮对象置于死地。她的经历证明,如下两种观点都极具危险性:智商测试能够揭示人们的先天能力,智力只能通过智商测试的结果和行为举止进行定义。德国人将他们理应呵护的人推向了地狱,而优生学和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智力测试为他们的恶劣行径披上了一层医学外衣。 当时的厄休拉・H十多岁,是个皮肤白皙、身材和面容姣好的孩子。1923年,母亲怀她八个月时,一次爬梯子从上面摔了下来,致她早产。她父母都是新教徒,属工薪阶层,居住在穷人居多的柏林市克罗伊茨区。摔跟头和骨折似乎是这家人的传统。厄休拉在父亲某次生日当天摔断了大腿骨,后来她还摔断过胳膊。她小时候,从婴儿车里头朝下掉出来过,因此得了脑震荡。按她母亲的说法,厄休拉当时摔得不轻,因此学走路和说话都比较晚,分别在2岁和4岁。 厄休拉仅仅接受过三年特殊教育,后来她一直待在家里,没上学。平日里,她在家做些家务,帮着母亲缝制装硬币的钱包夹层。母亲觉得她难于管教:她从小脾气暴躁,经常“捣乱”,还固执己见。更糟糕的是,她刚长大,就喜欢跟陌生男人说话。父母只好将她送到“少年之家”,不过她跟住在那里的人合不来,住了一年半就迫不得已离开了。 纳粹党人掌权后的20世纪30年代晚期,厄休拉刚好15岁。她成了强制绝育的理想候选人:她年轻(不过已经有了生育能力)、贫穷、未受过像样的教育,还是个女性。不出所料的是,仅受过三年正规教育的她,加上小时候大脑受过伤,在智力测试中表现极为差劲。无论厄休拉从前的经历怎样,纳粹党徒们认定,她的智力缺失是先天的,只不过程度未达到最严重而已。她并非白痴。依照纳粹的观点,这样反而更危险,因为她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活动,吸引异性,将问题基因遗传给后代。 德国人的强制绝育政策针对的主要是女性,然后才是男性(以智力缺失为借口实施强制绝育,纳粹党徒的手术对象60%为女性),而这些女性基本上是穷人和没有权力的人。所以,引领厄休拉走向手术台的原因,有她在智力测试中差劲的表现,还有她和男人交往的嗜好,以及她的贫穷状况。 尽管她做强制绝育手术已经三年,输卵管已经切除,在遗传方面已经无害,但是柏林某医院的一位医生仍然于1942年2月将她定性为先天智力缺失,下令将她关押起来。这样的定性和关押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9月10日,维特瑙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将身心俱疲的厄休拉送到了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那是“二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场之一,它位于柏林以东大约160公里。下车以后,厄休拉还要被转移到火车上,火车途经26座德国城市,于夜半三更到达。 战后的审判证词揭示,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的护士们非常乐于看到杀掉“给护士们添堵的患者、聋哑人、重病号、碍手碍脚的人、难管教的人”。这处地方正是厄休拉人生的最后一站。她只会操作蒸汽熨平机,夜里不睡觉,乱喊叫,几个月来总是浑身抹满自己的排泄物,她这样的人肯定会成为护士们首先杀掉的对象。 到达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的患者们并非很快就被杀掉。拖后的日子或近或远,因人而异,有时是数周,甚至数个月。医院的条件难以言状,和集中营很相像。住院的人都被强制劳动,每天都点名,工作人员在患者群里网罗了一帮“暗桩”。不过,厄休拉显然无法长期忍受这一切,因为她在到达后第三天就死了,时间是9月13日。她病历上的最后一行文字记录是:“生命体结束。”这显然是学过医的人在咬文嚼字,从中根本看不出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厄休拉的死因是肺炎。不过,极为可能的是,护士们用药物人为地导致她出了状况,这是纳粹分子们惯用的杀人伎俩。1945年,俄国人冲进梅瑟里兹―奥布洛瓦德医院时发现,一个正在实施屠杀的毒气室刚刚作业到一半,药物吗啡―东莨菪碱和注射器堆积如山,还有一间屋子堆满了衣服和鞋子。俄国人查阅了医院的各种记录后估计,此前三年中,这里的工作人员屠杀了1.8万名患者。幸存者告诉他们,每天被杀掉的人有30名到50名之多。绝大多数遣送到那里的人都死掉了,例如,1944年的比例竟高达97%。 说到屠杀,德国人信奉的准则是,宁可伤及无辜,也不漏掉万一,这和他们推行强制绝育如出一辙。战争后期,德国人甚至连“自闭者”、尿炕者、逃避盟军轰炸者、患病的外国劳工等等也不放过。他们杀人疯狂到了无法控制自己,也不愿意控制自己的程度。 历史学家们确信,被纳粹分子实施强制绝育手术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人,因为德国人正式公布过实施手术的患者的百分比。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公布过实施所谓安乐死计划期间的死亡人员名单。其原因是,即使在纳粹德国时期,这样的行为也属于违法。不仅如此,由于德国对个人病历隐私有严格的保密法管束,即使在战后,历史学家们也很难通过逐一略论案例计算死亡人数。不管怎么说,由于“智力缺失”是个易于乱扣的帽子和包罗万象的病名,人们不难想象,德国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屠杀的大多数残疾人,至少在名义上成了智力方面有缺陷的人。综上所述,智力测试让纳粹分子有了口实,便于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辨别什么人适宜生存,什么人不适宜生存。人们相信,智商测试可以像激光扫描那样精确地测定人类的内在能力,加上人类始终无法准确地定义智力,这一伪科学才会如此猖獗。 ，德语毕业论文，德语论文网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