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施密特：德国前总理，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前辈政治家。 施密特：不过，这种认识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国企老板那里的。他们对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知之不多。所以，对朱�基说来，至少尝试一下安装这个杠杆，还是很有意义的。您刚才讲到的那些强制力，恰恰要求他为使这艘巨轮驶向正确的航向而应当尝试一切办法。耐心可以放在以后去培养。我想，他也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他把自己很多的政治声望投入进去，包括您谈到的这次访问。假如“入吐”失败，他会受到很大打击。反对他的人也会加以利用，不管本来争取“人世”所需的时间是不是够用。政治对手会用你自己提出的目标来衡量你，这不仅仅是民主国家才有的现象。在经济问题上，朱�基是一位甘冒风险的政治家。 西伦：他的对手们说他是一个冒险家。 施密特：在有意识地掌控经济政策的人们当中，我把朱�基和网兰・格林斯潘、李光耀一起列为最高一个档次。 西伦：有人能有这样的识别力，这是怎么造成的? 施密特：一个受过教育并从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其智商一点也不比上过类似学校的西欧人、美国人或是日本人低。朱�基的令人惊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上过西方的大学，他就是一个天才，他聪明睿智和善于决断。 西伦：应该说，90年代朱�基的最大功绩在于，通过执行他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不再上街示威游行了。 施密特：有几个因素凑在一起发挥了影响。90年代，朱�基结束了80年代邓小平已经松动的状况。他几乎全部取消了使国家瘫痪了几十年的中央控制的工资政策。如果一个人的丁二资或薪金由一个天高地远的当局确定，而且不管他工作得好坏，是装病不干还是勤奋工作，他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动力，他为什么要卖力气呢? 西伦：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使许多人突然感到有了指望。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可以高升。部分人的薪金狂涨，许多人买得起新家具、摩托车了，后来是买房子和汽车。另外，国家指令性生产指标几乎全部取消。而现在――与90年代的情况不同――连国有公司的经营者(常常是在外国伙伴的帮助下)，也对需要生产什么产品和生产多少有了感觉。在经济实现个性化的同时，中央已经能够更可靠地进行调控，首先是在货币政策方面。 施密特：80年代，政治家们还进行了过度调控。他们先是用印钞票刺激消费，通货膨胀随之出现，物价上涨，于是就冻结物价。而这又扼杀了经济发展。正是这种过度调控导致了大家不满。 90年代初朱�基上任的时候，出现了第二波通胀。这次，他们聪明多了，调控更加小心，德语论文网站，实现了所谓的“软着陆”。在朱�基的领导下，央行学会了细腻地进行调控，结果既没有出现剧烈通胀，也没有出现通缩。所谓“通缩”，就是指商品越来越不值钱，而大家却认为以后还会跌价，所以仍然什么都不买。这在当时人口就已达到12亿的国家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西伦：这是不是说，中国政治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面临类似形势的德国政治家更聪明? 施密特：中国人的确更聪明。德国人最后选择了希特勒，因为他向他们承诺稳定经济，开始他也的确带来了经济稳定。中国人也比80年代和90年代的许多南美国家的人们更聪明。 西伦：也比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聪明吗? 施密特：比他聪明得无以复加。我对1988年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次谈话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是普通老百姓，他是国家元首。他想和我谈谈他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谈了近三个小时。我事先做了准备，并对戈尔巴乔夫说：“你们钞票印得太多，近几年的货币量急剧增加。看来今年又是这个样子，物价也在继续上涨。接着你们又一次下令冻结物价，而大家却在抛开你们做买卖。他们去黑市交易，于是你们就出局了。你们必须把货币发行量控制住。”“哎呀。您所列举的这类数字，我们在莫斯科还从来没有探讨过。”苏联这位末代总统，在经济上是个外行。不过，他在这方面也并不比维利・勃兰特更差。政治家一般不大懂得货币。德国经历了两次严重通货膨胀之后，有些德国人是吃一堑长一智了。但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家对货币一窍不通。偏偏是中国人弄懂了应该怎样做，这就更加令人惊叹了。而一旦弄懂之后，事情就根本不那么困难了：没有一项明智的货币政策，放开工资和生产就毫无用处。两者必须齐头并进，否则便会一事无成。 西伦：这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掉进凯恩斯陷阱：网家先印钞票，把它分配给大家，希望以此刺激经济发展，然后又想办法使钱回笼。然而，这个办法只有在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体里才能起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可以把它抛诸脑后。 施密特：对，这就是拉封丹(德国社民党前主席，现为德国左翼领导人――译注)的办法。如果您像1933年那样把德国对外封闭起来，这个办法才会起影响，凯恩斯主义才有用处。那时人们手里钱很少，什么都买不起，生产停顿，工厂开工不足。然后您突然把刚印出来的新钞票发给大家，于是他们重新开始购买东西，需求上升，机器重新被利用起来。当时这一套运转得妙极了。1936年本来就应该罢手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有40％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 西伦：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人这么喜欢这套理论? 施密特：因为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声称，人们不需要做什么，情况就会好起来。货币纪律是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本能的。他们总是这样想：怎么啦?这钱是属于我的。我16岁了，从父母那里搬了出来，现在请社会福利单位设法给我弄套住房吧。这就是目前一些德国人的态度。他们不考虑钱从哪里来，不考虑这是需要别人把它赚来的。他们还想，如果国家就这样印钞票，我也没有意见，只要我能拿到钱就行。可是，东西全都会贵起来，然后就怨声载道。 朱�基和他的部属把自己的事情干得很好，虽然他们只是在中国工科大学得到毕业文凭，或者只在莫斯科学过一些对实际经济生活毫无用处的东西。对这些中同人，表示多大的钦佩都不为过。 西伦：朱�基离职后，您和他仍然保持着联系吗? 施密特：是的。2003年，我是朱�基离职后会见他的第一个外国客人。对这次会见，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传媒都没有报道。我为了见他而飞往广州。 西伦：你们谈了些什么? 施密特：我们首先谈了，一个75岁的人和一个85岁的人――不管他是总理还是汽车修理工――通常会谈的题目：对于年龄和疾病。朱�基说我精神很好，看来很健康。我回答说： “只是头脑还行，其余部分都有毛病了。” 我邀请朱�基来汉堡参加一个中国问题高层会议并到萨尔茨堡参加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我 引诱他说，这是个到其他国家走一走的好机会。根据我的经验，比起以联邦总理身份出访，以私人身份出访会使我明白更多的东西。如果他以私人身份到汉堡来看我，我会非常高兴，不过我住的可没有他住的那么好。他说，参加这种会议需要党中央同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前总理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西伦：朱�基同德国经济界的关系极好，这是众所周知的。难道这不是一个接受您邀请的额外理由吗? 施密特：朱�基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曾经大力支持推动大众汽车项目，他强调说：从那以后，德国在华投资和对华贸易大大增加，双方都从中获益，德国各大企业的董事长都是他的好朋友。由于他本人的推动，今天有了巴斯夫企业同中国的价值几十个亿的合作。中国从德国学到了良好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诀窍。 我问朱�基，他对今后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有何估计。朱�基表示，他对总体上取得积极发展极有信心。他说，中国人将会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也会超过日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应当继续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同时又要发展自己进步的新文化。他说，他很担心，中国会从西方种种文化中吸收诸多有害的东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长处学得很慢。中国必须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面，同时努力发展自己的文化。这方面，中国已经从德国那里看到良好的一面。德国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二战”历史，日本就不是这样。日本未能以史为鉴，这是中日合作的一个障碍。 我回答说，如果日本不和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三十年后，这个周家在世界政治中就不再会有多大分量。日本人将依附于美国。不过，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对我来说也不明朗。交易所、银行、自然科学探讨、信息技术、医疗纳米技术――这些都是令人叹服的科技进步。但是，中国在精神上会从中吸取什么营养呢?三十年后，中国在探讨领域将和美国并驾齐驱，欧洲会落后。另外，将会形成一套经济、金融、法学和文明等领域的文化，但是，中国对世界政治道德的贡献将是什么呢?朱�基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明显减少，但在科技领域中国将继续发展，并追上世界的发展步伐。维护传统确实是对中国的一大挑战。 西伦：你们还谈了什么题目? 施密特：我们无所不谈，说到美国的霸权、西班牙裔美国人对美国内政日益增长的作用、美国的历届总统、我国联邦总统这个职务，最后谈到了吸烟。朱铸基说，他认为，我就是一个吸烟长寿的例证。“和邓小平一样”，我有点过快地说了这个话。于是朱�基告诉我，邓晚年把烟戒掉了。 “这我可不知道，邓是我的‘偶像’。” 最后，我再次表示遗憾，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最高领导层对中国的了解多。朱�基同意我这个看法。 我于是回应说：“中国也有一部分过错，因为中国不肯暴露自己的秘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德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想了解一点儿中国的情况，就要向李光耀打听。从他那里要比直接从你们这里听到的东西多。”朱�基回应说，小过，过去西方想了解中国的意愿也微乎其微。为了向西方学习，中国人现在对西方很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