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书出版之后，艾约瑟继续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从1871年到1872年，艾约瑟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汉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关系。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艾约瑟在推断汉字古音上又花费了不少精力，力图进一步证明他对中西语言关系的假设。 三、中西语言比较探讨的支持者 艾约瑟的观点不乏支持者。在1871年12月的《教务杂志》上，一个署名奥西恩（Ossian）的人了一篇名为《汉语同凯尔特语的关系》（Connection between the Gaelic and Chinese）的文章，认为不少语言看似关系疏远，但还是存在一些过去人们未能留意到的联系。人类千差万别的语言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在阐述汉语同凯尔特语之间的关系时，奥西恩套用了艾约瑟的词根比较法，[8] （P179-183） 甚至还用汉语的读音去倒推古代凯尔特语的发音。另有一个叫麦西尔内恩（J. S. Mcilnaine）的人也同意艾约瑟的观点，认为汉语和希伯来语之间存在关联。[9] （P428-437） 曾活跃于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金斯密（T. W. Kingsmill）将艾约瑟的比较法推广到历史探讨中，指出中国的宗教、文明、政治模式乃至相当一部分语言都来自雅利安人的传统，但在到达中国后的3000年间，雅利安人的体质特征因与本土居民融合而消失。[10] （P63） 金斯密认为汉字“周”读Djow，与“昼”同音。Djow源于Dyu，Dyu是Dyaus的原型，即梵文中“明亮的天空”的意思。文王昌、武王发、周公旦等名字都可以同明亮、光明等意思联系起来，而周朝取代殷商就是一个属于雅利安种群的对于昼夜更替的神话。[11] （P140-142） 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金斯密继续把语言比较的措施用于对上古文献的探讨中，在经典中寻找可与梵文对应的汉字。英国人波尔（C. J. Ball）从事汉语和阿卡迪亚（Accadia）语言的比较探讨，得到了金斯密的好评。[12] （P593-595） 1883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纪好弼（R. H. Graves）撰文比较了汉语和雅利安语言的词根，指出广东话发音比北方话更接近雅利安词根，和其他雅利安语言的词根相比，汉语和梵文更相似。[13] （P88-93） 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的拉克伯利（Terrien de Lacouperie）比较了汉语和巴比伦的古代文字，并于1888年出版《巴比伦古文字及其在中国的衍生》（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s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es）一书。根据拉克伯利的介绍，早在1858年，一个叫奥帕特（J. Oppert）的人就已假定汉字和卡尔迪亚（Chaldia）文字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法国东方学家鲍迪埃（G. Pauthier）认为汉字和楔形文之间有联系，源头都是古代汉语。罗斯尼（Léon de Rosny）认为楔形文的发音和日语相似，两者都起源于亚洲的都兰语。在19世纪，比较汉字同埃及象形文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波斯卡文（W. St. Chad Boscawen）和克拉克（Hyde Clarke）等。法国学者莱诺蒙（Fran?�ois Lenormant）认为埃及象形文同汉字有相似的书写法则，汉字和由阿卡迪亚（Akkadia）进入巴比伦的象形文字可能都起源于咸海附近。上述学者大多将汉语视为最古老的语言而汉字几乎就是其他古代文字的源头，而拉克伯利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的文字乃至文明都源于巴比伦。[14] （P2-3） 虽然在一些具体结论上，拉克伯利与艾约瑟有异同，但在探讨措施上，仍然是通过比较来寻找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共同之处。 四、汉学界对艾约瑟中西语言比较探讨的批判 在得到上述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艾约瑟的探讨措施提出批评和质疑。《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经出版，就引来了时人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德国传教士、汉学家欧德理（Ernst John Eitel）和英国领事官、汉学家瓦特斯（Thomas Watters）。 1872年，欧德理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炮轰艾约瑟。在一篇名为《诗经》（The She-King）的文章中，欧德理先赞扬了理雅各的翻译，接着开始批判艾约瑟及其追随者们。在欧德理看来，艾约瑟妄图成为汉语探讨领域的马克斯・穆勒，但穆勒只将自己的探讨限于雅利安语言的范围内，不讨论各民族在语言上的关系。而艾约瑟则毫无顾忌地在汉语、希伯来语以及梵文之间讨价还价，试图还原出雅利安语言和都兰语系之间无人知晓的所谓共同母语。艾约瑟认为汉语是现存语言中最接近原始语言的，而欧德理则认为汉语是在孔子前几百年才发展完善的，远非艾约瑟想象得那么古老。[15] （P7、10） 似乎是因为艾约瑟对反对者的批评不以为然，而且还有人效法其做法，第二年欧德理又写了一篇题为《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的文章，批判所谓的业余汉学家用过于简单的措施处理复杂的问题，打着科学的旗号将一些事实从合理的关联中抽取出来加以普遍化，混同了假定的结论和理性的论证。 1872年，瓦特斯在《中国评论》上专门针对《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书了书评。瓦特斯认为当时对东亚语言的探讨相对缺乏，现有的材料不足以支撑艾约瑟的理论，[16] （P53） 况且将来是否可以确证存在所谓的原始语言，尚存疑问。艾约瑟的论证很明显是从主观理论出发，再找材料证明，在论述某些观点时又依赖《圣经》为权威。瓦特斯对这样的操作措施极其反感，指出《圣经》没有教导任何科学的知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创世纪》的作者知道除自己母语以外的语言，更不用说语言学。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同中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双方在语言、文字、政治形式和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不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17]（P2） 艾约瑟的探讨在他眼中几乎一文不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