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探讨及其作用[西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西语论文 责任编辑:姗姗老师
更新时间: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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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后半期一位重要的汉学家，在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等领域都有独到的探讨。本文以其中西语言比较探讨为中心，通过略论艾约瑟本人的探讨、其追随者的观点以及来自反对者的批判，再现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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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艾约瑟 汉语 比较探讨 作用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7）08-0119-06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贸易和传教事业的展开，西方人渐渐关注起遥远的中国。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为了解开中国古老文明的奥秘，传教士和早期汉学家们在汉语探讨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些成就在西方汉学探讨领域产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这方面情况尚缺乏充分的讨论。本文将以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的探讨为中心，对19世纪西人进行的中西语言比较探讨进行专门考察。
一、艾约瑟之前西方人对中西语言关系的看法
自16世纪以降的200多年间，西方人在探讨过程中，对汉语的起源提出了多种见解。在措施上，他们大多重形而略声，人为地割裂读音和字形，单从文字结构上寻找源头。观点大致有两类，即启示起源说和埃及象形文起源说。一些耶稣会士，例如白晋（Joachim Bouvet）和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等认为汉字源于基督的启示，汉字的构造本身就反映了基督教的真理。[1]（P31、128） 普鲁士人基歇尔（Athnasius Kicher）则认为，中国人是含（Ham）的后代，从埃及迁徙而来，中国和古埃及的文字都是象形文。[2] （P179） 继基歇尔之后，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于1759年出版了《论中国人曾为埃及殖民者》（un 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一书，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中国和埃及文明的同源性。[3] （P100-103） 德经认为，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埃及殖民者来到中国。后来，埃及的历史被嫁接到了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最初几个王朝的兴衰实际上就是上埃及底比斯（Thebes）诸王的历史。[4] （P153） 此后100多年间，有不少人赞同这样的观点。直到19世纪60年代，仍有一批东方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是在埃及文明衰亡后才兴起的，此前本是蛮荒之地。中国的大禹就是埃及的美尼斯（Menes）。[5] （P9）
18世纪，也有西方人关注到了汉语的读音，并提议使用词根比较法探讨语言的起源。法国汉学家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认为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的单音节语言演化成为后来各种语言的词根。因此通过对各种东方语言的类比，可以找出共同的起源。[6] （P165-169） 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展开这项比较探讨。由于传教和外交事务的需要，到19世纪前期，一些新教传教士也陆续开展中国语言问题的探讨。1848年艾约瑟来到中国时，从事这方面探究的传教士已大有人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麦都斯（Walter Henry Medhurst）、裨治文（E. C.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人都对汉语进行过探讨。而傅尔蒙的观点似乎代表了近代比较语言学的萌芽。西方人在语言学上的成就大大激发了艾约瑟的兴趣，西语论文网站，他将比较探讨的措施应用到汉语探讨上，试图证明汉语和西方的语言同样也有共同的祖先。
二、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探讨
1871年，艾约瑟出版了《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一个论证欧亚语言曾有共同起源的尝试》（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一书。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力图证明中国和西方的语言本是同根所生。
艾约瑟并未直接从语言方面切入主题，而是先试图证明其假设的合理性。《圣经》记载人类曾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祖先，艾约瑟据此指出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和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岛民都是亚当的后裔，只是因为常年与世隔绝，忘记了从先祖那里继承的知识。但在其传统、语言、习俗和思想结构中，多少能发现一些线索，表明他们与文明国家曾有共同起源。19世纪中叶对西亚考古的探讨似乎表明，上古时代中国和西方在宗教、哲学等方面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故而艾约瑟相信其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7] （P3-5、14-18） 由此，他推断古代中国和西方的语言之间也有同样的联系。
接下来，艾约瑟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这一假设。其具体的操作措施是19世纪比较语言学探讨中所常用的词根比较法。他探讨了所谓的人类原始语言，并为其归纳了四点特征：（1）词汇是单音节的，例如bid、lod。（2）一些动词性和代词性的词根在亚洲和欧洲的各语族中广泛分布。（3） 句法结构的特征主要为：主语加动词；动词加形容词；形容词加名词；主语加谓语再加宾语。汉语和英语的句法结构符合原始语言的特征。（4） 原始语言可能有简单的声调，例如平、仄、长、短以及停顿和重音，这在希腊语和汉语中都有表现。希伯来文也有精妙的重音系统。[7] （P57） 由此，艾约瑟相信单音节的汉语使用自然的句法结构，因此是现存语言中最古老的。[7] （P94） 然后，他探讨了一些读音变化的过程，给出了一些声母辅音变化的规则。例如g、d、b、z最为古老，后来变成k、t、p、s，而f、h是最后产生的。在日语中被借用的汉字，h常读作k，f常读作b。他以“佛”字为例，指出该字旧读but，是Buddha一词的音译。根据这一规则，“分”当读成bun，“缠”当读作dan，“复”当读作bok，“学”当读成gak，“硬”当读成ngang，“誊”当读成deng。根据这些规则，艾约瑟开始还原词根，即将现今汉语的读音还原成古音，然后和西方语言进行比较。接着他将汉语读音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声母基本上都是浊辅音。第二阶段，部分浊辅音变成了清辅音。第三阶段，入声逐渐消失。在艾约瑟看来，汉语的古老性是埃及象形文、梵文和希伯来文所不能比拟的。汉语的句法结构是最自然的，主语在谓语之前，副词在动词之前，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当和人类原初语言相似。[7] （P81-87）
艾约瑟的探讨穿梭于不同语言之间。在他看来，闪族语言的词根都是双音节的，名词没有后缀，动词没有时态后缀，因此比都兰语（Turanian）古老。蒙古语、希腊语和梵文的动词和代词富于变化，动词置于名词之后，因此属于晚近产生的语言。相比之下，单音节的汉语使用自然的句法结构，因此最为古老。[7] （P94） 因为人类喜好诗歌韵律，于是引入新的规则，改变了自然的句法结构。[7] （P102） 虽然各语言之间异同很大，但艾约瑟认为从词根的相似性上依旧可以找出相互之间的关联。① 在该书的最后几章中，艾约瑟探讨了印欧语言。他用词根比较法来研讨不同语言之间的关联，并对每一个字母的发音都做了考察，声称自己找到了很多不同语言所共有的词根，甚至举出了160多组他认为由共同词根组成的汉字读音和英语单词。① 艾约瑟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汉语和英语之间，也出现在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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