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领事官、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汉学教授的庄延龄（E. H. Parker）也全然否定了艾约瑟的探讨措施，指出唯一可以确定中国在语言学上的地位的语音基础就是汉语各个方言的比较探讨。虽然也能举出一些汉字和印欧语言的词根在读音和含义上相近，但并不表明能够马上找出大量的此类对应。问题并不是要找出多少类似的对应，而是要验证两个不同语系是否遵循同一变化规则。如果存在这样一个规则，则要据此将读音还原，然后观察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的起源。在庄延龄看来，纪好弼的探讨如同儿戏，[20] （P151-164） 而拉克伯利根本算不上汉学家。[21] （P301）《圣经》和所有类似的古代典籍一样错误百出。[22] （P499） 此外庄延龄延续了欧德理和瓦特斯的观点，反对把汉语同西方语言牵扯上关系。[23] （P317） 1893年，弗兰克（O. Franke）在《中国评论》上了一篇名为《中国和比较语言学》（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的文章，对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法进行批判。弗兰克认为，只有同属一族的语言才能相互比较。即便艾约瑟的理论成立，汉语中也只有那些假定是中国人和雅利安人分离之前就已存在的词汇才能拿来同雅利安语言进行比较。问题是汉语属于哪一个语族尚无定论，而多数汉学家仅仅只是把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罗列出来，实际上意义不大。因此中西语言比较探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于比较的语言都不是各自所属语族的最初形式，所以任何将汉语同雅利安语言联系起来的探讨都毫无价值。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探讨主要基于人类曾有共同语言的假设，而这一假设的来源又是依据《旧约》的记载。在此，弗兰克提出了和瓦特斯一样的批判，认为科学的探讨不能诉诸宗教信仰的权威。关于艾约瑟的词根还原法，弗兰克认为即便还原出来的古老词根都是单音节的，也不能证明存在一种只有词根的语言。语言的发展未必就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汉语的读音就有简化的趋势，同样其他语言也都在力求简化。[23] （P310-327） 1896年，莫伦道夫（P. G. von M?�llendorff）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了《比较语言学的局限》（On The Limitation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一文，对不成熟的词根比较法严加批判，认为这种措施忽略了不同语言在语法上的异同性。他指出语法是在各个语种形成时发展起来的，假设各种语言在语法形成以前就有关系，缺乏科学上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原始语言没有语法。艾约瑟注重读音上的比较，莫伦道夫则认为字词的读音和含义并非必然对应，不同语言中相同的发音完全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词汇的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光从读音上推断关联。语言既在不断分化，也在不断流变。文明发达的民族，其词汇会流向落后民族，一如日本、朝鲜和印支各国对汉字的借用。如果说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源于同一母语，西语论文范文，则相似之处不应只表现在读音上，也会反映在表达方式上。倘若语言和种群分化之时，语法尚未形成，那么探究这样一个遥远的先祖便毫无意义。最后，莫伦道夫指出比较不同语族的语言将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比较语言学只能限定在同一语族的范围内。[24] （P81-101） 五、余论 无论是对艾约瑟探讨的支持还是批评，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意义。19世纪70年代，欧洲的东方学探讨在解读东方古代语言上已取得很大进展，许多不同语言之间潜在的关联被发掘出来。但汉学在东方学中的地位仍然非常边缘，其原因也许正如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所言，比较语言学、印度学以及《圣经》探讨的措施很难应用到汉学探讨上，而且汉语和西方语言缺乏可比性，无法引发西方人的探讨兴趣。[25] （P524） 如其批判者所言，艾约瑟的比较探讨确实存在种种缺陷，但他试图将汉语和西方语言联系起来，将中国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榫接在一起的努力，有助于引起西方世界对汉学探讨的关注。 19世纪，仍有一些西方人试图寻找中西文明的共同起源。在语言方面，艾约瑟通过还原词根，比较中西语言的读音，归纳共同点，追根溯源。他的追随者也借用了类似的措施。也有一些东方学家通过字形探讨把汉字和埃及象形文牵扯上关系。以艾约瑟为代表的一批以传教士和驻华领事官为主体的所谓“业余汉学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这股潮流中的一个分支。 热衷于比较中西语言的西方学者们搭建起一座沟通中西的桥梁，把一些在欧洲刚刚发展起来的语言、历史和神话学理论应用于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解读。他们抛开了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明的解释，醉心于自己所构建的体系中。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一些他们认为恰当的探讨手法，中国便不再显得古老而神秘。中国文明中的每一点滴，都能在西方文明中找到对应。 艾约瑟的做法并非全然新颖。从17世纪开始，便一直有人将中西方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虽然结果略有不同，但不论是认为汉字起源于埃及象形文，还是将汉语视为人类最古老的语言，最终的目标都是探析人类自身文明的源头，并在汉语中寻找西方文明的影子。 艾约瑟的做法虽然不能代表19世纪后半期东方学界和汉学界的普遍观点，但的确有一批学者和传教士在从事类似的探讨。他们有些是艾约瑟的追随者，有些则未必受他的作用。通过艾约瑟对汉语的探讨，他的追随者和同盟者的看法，以及来自反对者的批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对中国语言的认识状况。自1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一股思潮，认为世界各国的文明和语言相互关联，并可以通过归纳共同点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拟出人类原初的语言。艾约瑟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成为了反对者们的众矢之的。 [参考文献] [1]Knud Lundbk. Joseph de Prémare,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M].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