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方修辞学在古典时期有着相同的实用主义起因，都将修辞视为对语言的修饰以及传情达意的手段。但由于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作用，中西方修辞学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西方修辞学最终超越了传统的劝说的局限，成为一门跨学科探讨，而中国修辞学依然被看成是语言学的附属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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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修辞 实用 传情达意 劝说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217-02
从古至今，中西方都重视修辞。在古典时期两者有着相同的实用主义起因，都将修辞视为对语言的修饰以及传情达意的手段。然而，发展到现代，中西方修辞学探讨却由于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作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两者无论是在探讨内容还是在修辞的理念上都存在着巨大异同。因此本文拟对中西方的修辞探讨进行比较略论，以期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处。
一 相同的实用主义起因
公元5世纪西方修辞学产生于古希腊的遗嘱检验法庭之上，此后它一直在公共事务和教育中起着巨大的影响。追根溯源，西方修辞学首先是一种劝说性演讲的艺术。在当时的民事争端中，劝说在缺乏明显真理的情况下起着断定的关键影响，除此之外，劝说性演讲也能对君主进行废黜或授权，对公共利益原则进行决策，还能促使法令得到实施。演讲与公共事务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最初阶段，修辞是劝说性演讲的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
同样，中国修辞学也包含实用主义的初衷。在中国，最早使用修辞艺术的是所谓的“士”，如孔子、墨翟、李斯、商鞅等等。他们怀揣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游说，期望其政治主张能得到采纳。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修辞技巧被广泛使用于言语构建中，其实用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修辞活动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实用性。
二 理论体系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异同
综观西方修辞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其理论探讨的最基础的问题似乎在古典时期就已经规定过了，而且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探讨重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相似性则构成了西方修辞学的连续性。而这个连续性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修辞学的集大成者，他撰写的《修辞学》一书构建了完整、统一的修辞体系，为接个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他在修辞学界无与伦比的作用力，西语论文范文，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修辞学家们的理论探讨从本质上来看都只是将他原来的理论进行加工，提炼，或者是稍微扩充拓宽一下而已。纵观西方修辞学理论探讨的发展史，西方修辞学从古至今所探讨的根本问题似乎都是亚里士多德早在古罗马、古希腊时期就规定的一些内容：心理、听众、演说(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讲演技巧)等等。这些经典的范畴绝大多数都被保留在以后的修辞学探讨中了，只不过每个阶段探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20世纪以后西方现代修辞学在经历了停滞发展阶段之后开始复兴，各种修辞学新理论和新观念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伯克的动机修辞学、理查兹的修辞哲学和佩雷尔曼的价值修辞学等等，极大地拓宽了西方修辞学理论探讨的领域并且丰富了其理论体系。由此可见，西方修辞学在其整个的发展进程中理论体系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
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则不然。在古典时期，中国修辞学就不同于西方修辞学，既没有较为系统的修辞作品，也没有较为完整的修辞理论。先秦时代的学者们也仅仅只是在讨论政治、思想、政治等各种问题时才涉及到一些修辞理论，而且那些论述也只是很肤浅的，没有理论深度。至于中国当代的修辞学，则主要侧重于辞格，修辞措施和文体风格的略论。陈望道所著的《修辞学发凡》一书在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上是重要的一笔。他在该书中提出的理论体系成为了我国当代修辞学探讨的传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领甚至也可以说束缚着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因为他认为修辞学是传情达意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这一观念就将中国修辞学的探讨内容拘囿于语言的表达技巧上，以追求语言的表达效果为最终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甚至是割裂了中国修辞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
三 哲学基础的有无
哲学在任何一门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西语论文范文，没有哲学指导的学科建设很难有真正的理论性。在古典时期，中西方修辞学探讨均涉及了哲学层面。然而自现代以来，情况则大有不同。中国现代修辞学理论探讨长久以来将重点放在语言表达的具体技巧上，其内部缺少哲学的反省。与之相比西方当代修辞学探讨则不然。在西方，哲学探讨出现了重要的语言学转向。很多修辞学家受其作用，也开始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将修辞探讨与哲学思想进行融合，找到了突破口并且超越了传统修辞学的局限，扩展了修辞学的领域范围。
四 当代中西方修辞理念的异同
在古典时期中西方对修辞的认识是大致相同的，即都把修辞看成是对语言的修饰和提练。但随着修辞学的不断发展，现代的中西方对修辞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异同。在西方，修辞学在19世纪的沉沦之后，在20世纪终于走出了低谷，人们对修辞这一理念的认识也与以往有所不同，理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有学者认为修辞的功能不仅仅只是论辩和说服对方，应该将其扩大为在人类的交往中用于解决分歧、促进共同理解、达到社会和谐。如著名的美国修辞学家伯克就明确提出，修辞是联结人类隔离状态的桥梁，因而可以促进思考，增强社会的内聚力。创造和平。
其次，修辞学发展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出现了，那就是修辞学的转向。转向前，西方修辞学的探讨重点是修辞手段、演讲艺术、作文修辞等，转向后的修辞学探讨则把修辞看成是人与人使用符号互相交流的能力，是人们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上世纪的美国新修辞学学派就是这一观点的拥护者。他们将修辞视为一种理解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工具，探讨如何应用修辞来更好地促进人际交流。这一点在美国新修辞学的标志性人物肯尼斯・伯克的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认为，因为语言是符号的行为，所以修辞略论可以阐明人类关系的动机，而作为一种分裂的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力量的修辞学，可以通过“同一”的过程促进“同体性”。
最后，后现代主义将一切符号化、话语化。受其作用，20世纪的西方修辞学已经走向泛修辞。它所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狭隘的、传统意义上的言语或者演讲，而是一切文化形式。如伯克就认为服饰是一种可以进行修辞性略论的交流形式，因此服饰也是修辞。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的修辞学已涉及了非语言符号系统，几乎把一切都看成是修辞活动。
而与西方对修辞理念的认识发生脱胎换骨相比，中国修辞学的状况则变化不大。自古以来，中国的修辞学探讨重点一直集中在辞格、语言风格和文体三个方面。在古典时期，如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先提出对于文体的理论，提到各种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修辞原则：晋代的陆机在《文赋》中也主要是论述文体与修辞的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探讨略论了字句，篇章结构，到辞格，然后到风格。到了现代，虽然中国修辞探讨的领域和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对辞格的新研讨，词、句、段、篇章修辞探讨的深入和语体风格的更深层次的探讨上。总的来说，还是没能跳出文体、风格和技法的框框。修辞仍然被中国大多数学者看作是是优化语言的手段。
五 结语
在早期的实用主义阶段后，中西方修辞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20世纪的西方修辞学业已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的理论。修辞学家们试图超越仅仅将其视为对语言表达效果探讨的局限，综合多学科知识并将其置于更为宏观的背景之下进行探讨。而在中国，修辞学由于长期定位过窄，拘泥于探讨语言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效果，作用了探讨成果的取得，故而远远滞后于西方修辞学探讨的发展。因此，要想让中国修辞学在世界修辞领域大放异彩，需要语言学习者们坚持不懈地为之付出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