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朝传世的铜器也见书写阿拉伯文的，以铜香炉居多。[31]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明正德嵌赤铜阿拉伯文铜香炉1件，腹两面各书一行阿拉伯文：“先知愿真主赐福于他，最美最好的祈祷是赞美真主”(译文一)；[32]“使者说：最美最好地祈祷真主”。(译文二)。[33]从公布的一面看所书阿拉伯文为：’afdal ad-du‘ā al-hamdu lillah/最好的都阿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综合两份译文，另一面的阿拉伯文可能是：qāla al-Nabīyu sallā’Allahu‘alayhi wa sallama/“先知(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说”。两面连起来可译为一段《圣训》：
先知(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说：“最好的都阿(祈祷辞)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炉底有两枚印章题款，大印：“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小印：“臣马/大臣”。大明正德五年为1510年，回回掌教在明代指称各礼拜寺主持宗教事务的伊玛目(’imām)。“钦赐”指皇帝亲自赏赐。大印12字题款传达的历史信息为：此铜香炉乃明武宗于正德五年专门赏赐给礼拜寺伊玛目的；小印4字题款表明负责监制铜香炉的官员姓名：马大臣。[34]大印题款未指明具体的姓名，说明不单单赏赐一位回回掌教，很可能是一批。笔者搜检到同样题款的阿拉伯文铜香炉还有2件：甘肃临夏私藏1件，[35]宁夏区博物馆藏1件。[36]这表明明武宗此次赏赐至少已达甘肃重要礼拜寺的回回掌教。如能全面搜检，地域当会扩大，很有可能遍及全国。[37]
明武宗不仅钦赐一批回回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而且各地重要的礼拜寺也蒙朝廷赐予寺额。笔者从《回回馆来文》的一篇国书中发现此事。这是哈密使臣写亦虎仙(Sayyid Husain)呈递的，全文如下：
哈密使臣都督写亦虎仙大明皇帝前奏：有各处城里盖的礼拜寺，蒙朝廷都與了寺额。今肃州城外原有旧盖的礼拜寺，有好日期回回人去寺里焚修拜天、祝延圣寿万万年。今仰望朝廷可怜见，将这礼拜寺给與寺额。都是朝廷的福利。奏。得圣旨：知道。[38]
这篇国书的主旨是请求大明皇帝为肃州城外礼拜寺赐予寺额。此中透露了一件为学者们忽视的重要事实：“有各处城里盖的礼拜寺，蒙朝廷都與了寺额。”即当时的朝廷给各大城市的礼拜寺颁赐了寺额。但是乡村的礼拜寺没有获得此项殊荣，故哈密使臣特地为肃州城外的旧礼拜寺请愿。那么此篇国书是何时呈递的呢？据日本回教史巨擘田坂兴道的探讨，哈密使臣写亦虎仙率团出使明朝一共五次：弘治朝两次，正德朝三次。[39]笔者核对《明武宗实录》，写亦虎仙仅最后两次有“都督”头衔。则可推论他的这份非官方请愿的递交时间，上限当不早于正德三年十一月，当也不迟于正德四年二月；下限可至正德十六年。简而言之，这份文件是递交给明武宗的。
我们目前缺乏明代各城礼拜寺获朝廷颁赐寺额的详情，但《中国纪行》说：“中国可汗(Khāqān-i Chin)在汗八里(khānbāligh，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礼拜大寺(Jāmi‘)。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礼拜寺(masjid)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40]若云明前期朝廷为穆斯林臣民勅建或勅修90座礼拜寺，即使有明一代也不太可能。但此处如理解为朝廷向众多礼拜寺(不一定就是90座)敕赐寺额，则是极有可能的。而中外史料正好可相互印证。
如果颁赐各城礼拜寺寺额是在正德朝，则此事是否与钦赐回回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各礼拜寺藏正德朝波斯文阿拉伯文瓷器之间有某种关联呢？笔者倾向于一种假设：正德朝颁赐各城礼拜寺寺额，同时钦赐礼拜寺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和波斯文阿拉伯文瓷器，时在正德五年及其后。[41]若其如此，则此时朝廷与回回礼拜寺、回回掌教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作何解释？有论者认为，可以官方对回回人的怀柔政策来解释。诚然，正德前后的明帝敕赐礼拜寺寺额或器皿的也有，不过受赐的礼拜寺极少，自可以朝廷的政治需要来解释。问题是正德朝所颁赐寺额及器皿的礼拜寺，非一寺一地，而是遍及华夏数十座礼拜寺。实为中国伊斯兰史上罕见之举。如以怀柔政策来解释，何以其前后的帝王均无此大手笔而不能望其项背？故其动力是否源于大明皇帝明武宗的宗教信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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