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说明武宗信仰了伊斯兰教，但是探讨藏史的学者提出，明武宗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并有相当的汉文史料支持，也有部分藏文史料。[63]那么，明武宗究竟信仰何种宗教？传统中国文化圈在宗教方面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是其他文化圈所没有的。那么明武宗会不会同时信奉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呢？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明武宗假使信仰了伊斯兰教，则他不会同时接受别的宗教信仰。但是，作为一位对异族文明有强烈兴趣的中国皇帝，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在非信仰层面采纳别的宗教文化，则是完全可能的。据藏史学者的探讨：“据《明实录》记载，明武宗朝共封了7位法王。值得指出的是明武宗时所封的法王中无教派领袖，却有乌斯藏使者，有汉人假冒为番僧者，而且他们在藏传佛教中名声不显。可知明武宗所封的法王中，的确有一部分人在佛教方面无甚造诣可言，只是受到武宗的宠信而已。除外，驻锡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中多有被封为西天佛子、国师、禅师、都刚等职者。”[64]法王是藏僧的最高封号，其中竟无宗教领袖，甚至有假冒者。可知明武宗与藏僧的交往主要不是研讨教理，他积极参与佛事活动应别有所图。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指出：“他在15岁上继位入统，史学家还夸他：‘武皇帝睿智性生，临朝或有纠奏，或罪或释，酬应敏甚，作诗挥笔而就。’(《国榷》)何乔远在《名山藏》卷二一中也说：‘帝在东宫勤于学问，践作之后，犹未尝辍。’可是，他关于异族文化的兴趣，却被错误地导向性放荡的泥淖中去。”[65]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西番人与回回人是明武宗所宠信的朝中两个小集团，那么在这两类人中，谁更受宠爱？如仅凭阅读过的史料，一般人会以为是前者。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明武宗本人之外，恐怕朝中大臣特别是内阁大学士是最有资格，也最能判定的。首先作为政治家的朝臣关于朝中新兴的两个小集团，自然熟知其势力的此消彼长；其次，就整体而言，朝臣作为主流文化儒家士大夫的代表，关于来自异族的番、回两教，其政治立场可能较中立一些，尽管他们对回教更为陌生。笔者注意到正德十四年一份大学士的奏折：“大学士杨廷和等具疏，言：……宜即日班师御朝宣捷……臣等尤虑圣驾在外……至如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入随行。凡若此者，皆自来所无之事，岂不大为圣明之累哉……”。[66]“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入随行”，这是当朝内阁大学士对朝中两个小集团的基本看法。近在肘腋的是回回人，召入随行的是西番人。显然回回人更受宠。何以朝中回回人更受宠？恐怕源于明武宗内心真正选择的是回教信仰的缘故吧。
探讨明武宗的信仰还涉及一个汉文史料不对称的问题。即何以谈论其参与番教活动的史料可谓繁多，而记载其参与回教活动的史料极为稀少？首先，明武宗的回教信仰是秘密的--据赛义德·阿里所言；其信仰既是秘密，所知也当止于身边的回回太监、回回妃嫔及回回近臣等极为狭小的范围。故朝中大臣不晓其事，普通的回回社会更难知悉。这也就是朝臣何以不解武宗宠信外藩回回使臣写亦虎仙、火者亚三的原因之所在。既不知悉此事，汉文史料自然罕见。而像嘉靖间陈大策这样的回回大臣，袭武平伯、任北京后军都督府，因其身份地位才能听到此事而记录下来。史料虽稀，却与历史事实更近。其次，明武宗热衷参与番教佛事活动却是公开的行为。藏传佛教虽来自藏区，与汉地佛教迥异，然毕竟同属佛教，故汉地士民多所知悉，不类回教对其知之甚少。故相关公私汉文史料甚夥。史料虽繁，鉴于儒士文臣的偏见，难免捏造夸大虚诞之处，尚需审慎鉴别而不囿于史料。[67]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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