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文史料对于明武宗秘密信仰回教的记载，汉文史料难以搜寻相关记载，即使回回人方面也仅有一条史料，口碑也难见。笔者从存世的正德朝文物，尤其是北京故宫红彩回回文盘和甘肃省博物馆的回回文铜香炉入手，由新发现的《回回馆来文》、《清真指南》并结合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重新解读正德圣旨，从而形成以波斯语铭文为核心的一系列文物～文献证据链，基本可以确认《中国纪行》记载的真实性。
明武宗对异族文明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明一代最为特出。宫中的回回太监，朝堂上的回回大臣，出使中国的回回使臣，使喜爱交际的他有充足的机会了解回教；波斯语等回回语言的学习，进而探讨《天经问难》等回教典籍，最终信仰了伊斯兰教。他有回教经名，使用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宫里陈设着一批御窑厂烧造的伊斯兰风格的瓷器，上面的回回文内容表达了他的回教信仰；他平时使用清真餐，甚至希望他的臣民也改用清真餐，为此巧妙的发布禁食猪肉的圣旨。另一方面，关于帝国的回回臣民，同时发布开放牛禁的圣旨，他钦赐回回礼拜寺掌教伊斯兰风格的铜香炉、各种精美的瓷器，此外可能还颁赐很多城市礼拜寺寺额；关于入华的回回使臣，擢为心腹，格外喜爱。在回教文化中浸润已久，故他对回教的评论颇高，认为清真教独高于各教，唯有真主值得敬畏。不过，出于政治和文化的考量，他的伊斯兰教信仰并非公开，而是秘密的。他同时非常热衷于藏传佛教的种种活动，可以解释为在非信仰层面进行的，即他并未信仰它。
明代有一位中国皇帝信仰伊斯兰教，乃是古代中国回～儒对话与交流的趣话，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近千年交往在中国统治阶层的逻辑结果。回教从唐永徽二年(31A，H./651A. D.)入华至明正德五年(916A. H./1510A. D.)，历时约八个半世纪；与佛教入华至中国帝王信奉佛教的过程相比，则比佛教更为漫长。若从元太祖西征(1219-1225A. D.)，大批回回人被迫东来而起，至此已近三个世纪；与基督教相比则相当。[68]另一方面，这一历史景象的出现，也提醒人们伊斯兰文明在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史上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地位：中世纪7-17世纪，尤其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她是中国文明所交流的主要对象。而此前后的主要对象，古代则是东汉以来以佛教而不是婆罗门～印度教为核心的印度文明；近代则是从17世纪耶稣会士入华至今，以基督教和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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