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释读出“北京盘”波斯语铭文时，的确为其传达的历史信息而惊异不已。那么这位使用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的大明皇帝是谁呢？笔者以为正是明武宗正德皇帝(1505-1521年在位)。其理由如下：首先，就文物年代鉴定而言，确定“北京盘”的时代，自然可知当时在位的大明皇帝就是“苏莱曼国王”。李毅华先生说：“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饰始见于永乐青花，以后宣德、天顺、成化、正德历朝均有此类传世品，其中以正德朝为最……故宫博物院庋藏正德时期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20余件，其中以红彩书写阿拉伯文的瓷盘仅1件。”[21]作为北京故宫的文物专家，李先生将其确定为“明正德朝”，其断代当源于对此红彩明瓷的材质、工艺等方面的鉴定。其次，就文物所书回回文而论。从骆爱丽对明正德朝回回文瓷器的开拓性贡献，我们知道目前刊布存世矾红回回文瓷器计有9件，6件盘器：台北故宫3件、北京故宫1件、上海博物馆1件、国外1件，和2件罐器：在国外。在6件盘器的器底均有回回文款识，其中5件的款识皆为小儿锦所书：“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此外1件残片的回回文款识也如此。她说：“正德朝矾红回回文瓷器的盘面与盘底款识的风格也是一致的，白底红彩款识，全无汉文且完全以回回文字为主，此为器表唯一装饰。”[22]笔者仔细比较“北京盘”与上述5件正德朝盘器所书回回文，其内容或为宗教经典或为文学名著，其布局与书法均极为接近。故“北京盘”应确定为“明正德朝”。
包括“北京盘”在内这批正德朝回回文瓷器既然珍藏于北京故宫，毫无疑问它们是明武宗的御用之物。而且可以肯定它们是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明武宗烧造的。[23]故“北京盘”上出现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这一事实，其形成当是奉旨行事，可以排除其它可能。而且武宗本人多少是通晓一些波斯语的(下文将要讨论)，关于“北京盘”上这三行专署其名的波斯语铭文不会不识。故也可排除武宗本人对此并不知情的微弱可能。因此，可以确定“北京盘”上的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是明武宗本人使用的，进而可以确定“苏莱曼”即他本人的回教名字。[24]据骆的探讨，明正德官窑回回文瓷器(矾红与青花)最主要的来源与典藏处就是清宫旧藏，估计存世约近60件：北京故宫20余件，台北故宫20件。[25]故我们可以推测武宗御用的这批回回文瓷器可能在100件左右。
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在明代的流变，陶瓷-文物界的主流看法是：“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在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中已有发现，到正德时期更为流行。”[26]又云：“正德青花器以波斯文作为图案的主题，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装饰。”[27]需要指出的是，正德回回文瓷器基本上都是官窑生产的。[28]何以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在正德一朝最为流行最为时尚呢？[29]骆对正德朝9件矾红回回文瓷器和40余件青花回回文瓷器上的铭文作过极为出色的探讨，这些铭文内容多为《古兰经》、《圣训》及文学名句。其探讨结论认为：
若以正德朝回回文瓷器为中心，之前少量的明初回回文瓷器难以为其铺陈，而之后亦于官窑中罕见其遗绪，正德回回文瓷器似乎是在毫无任何酝酿的过程中，突然达到高峰，接着迅速结束。
正德朝回回文瓷器的价值在于以实用器物以及器物上的款识，证明明朝正德年间的宫廷内，存在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民，并由此得知这些回回人穆斯林在宫中确实实践着宗教教义与活动。
如果没有帝王的同意、认可或是默许，上述宗教事实与大量的相关瓷器，以及(瓷器上面)大胆、直接且明白的宗教信念表述，就无法在中国朝廷内存在。而帝王的赞助消逝之后，就作用了其发展……可以说武宗时代的结束是(宫廷)回回文瓷器消失的主要成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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