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翻译是二次创作，其译文的正确性、文学性、审美观等等，无疑会受到专家、读者的拷问。作为《源氏物语》的译者，倘若去做译着验证探讨，或许会给他人带来缺乏公正的疑惑。但正因为是译者，反而能够从内省的维度去审视《源氏物语》中文译本的问题。虽然这种审视对译者有着学术上被贬低的风险，但不失为学者的学问之道。 文学著作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必定会经历译者的解读与阐释。在这一系列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虽然解读与阐释者会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着的原有风貌，但事实上已经在解读与阐释过程中发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变，本文将这种改变称之为“诗学变脸”。 “诗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诗学概念用于翻译探讨领域时被赋予了新的阐释，比如巴恩斯通( Willis Barnstone) 在《翻译诗学: 历史、理论和实践》中将“诗学”的内涵分为若干层面加以阐述，其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具体内容包括诗体论、可译性、忠实性、翻译措施、对等、异同、措辞和句法等等。 翻译的诗学变脸受制于多种意识形态的操纵，诸如国家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其中，个人意识形态则与解读与阐释者的个人倾向相关，解读与阐释者认同和服从于怎样的意识形态，就会制造出怎样的诗学形式。 而在阐释学理论中，翻译的意义阐释性在于它开启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原作者和原文意义的多元化视角，为意义的多元解读提供了哲学依据。文本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创造意义的需要，而意义却是一个不确定的、无限开放的过程。在跨艺术交流视野中，意义翻译的多元阐释是文学翻译探讨发展的要求，也是多元艺术发展的要求。文学文本的多义性也正是意义的栖息之地。 事实上，在理解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能决定文本含义的只有创造该文本的作者，文本只能复现作者的只言片语，没有任何一种意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因此，在原作和译作、原作者和译者中间总是存在着艺术、历史、意识形态以及认知的异同。 文本的意义总是开放的，而且是在不确定的状态下推迟或延宕。不同的译者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原因，译出的著作必然会有所异同，甚至迥然不同，这正是缘于译者以不同的视域与艺术态度对原作所做的解读和阐释。显然，当我们越是给予这种意义的多元性以充分的尊重，越是努力挖掘文本深层的意义，我们就越感觉到其中的意蕴无法穷尽。因此，诗学变脸只是一种表象，而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各种人文因素才是值得我们深究的学问。 3．《源氏物语》和歌翻译的困境 翻译和歌首先对和歌的本质要有明确的认识。 日本江户时代的着名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紫文要领》中，对《源氏物语》的和歌做过这样的评价: 歌道の本意をしらんとならば、此の物语をよくよくみて其のあぢはひをさとるべし。又歌道の有りさまをしらんと思ふも、此の物语の有りさまをよくよく见てさとるべし。此の物语の外に歌道なく、歌道の外に此の物语なし。歌道と此の物语とは全く其のおもむき同じ事也。されば前に此の物语の事を论弁したるは即ち歌道の论としるべし。歌よむ人の心ばへは全く此の物语の心ばへなるべき事也。( 本居宣长，2017: 162) ( 欲知歌道之本意，宜精读此物语，领悟其情味; 且欲知歌道之风采，宜细观此物语之风采以领悟之。此物语之外则无歌道; 歌道之外则无物语。歌道与此物语其趣全同。盖夫论辩此物语之事之前，即当先知歌道之论。咏歌者之情趣，当全为此物语之情趣也。)本居宣长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源氏物语》之所以能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顶峰，一是由于空前的文化形式———散文与韵文( 和歌) 完美结合; 二是紫式部的和歌创作技巧胜过了一切空洞的和歌创作理论。 虽然研讨《源氏物语》和歌文化风格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对源氏物语和歌的结构略论，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考证源氏物语和歌的翻译。 《源氏物语》中的 795 首紫式部原创和歌，是《源氏物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源氏物语》译者，如何把握和翻译，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