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氏物语》在中国的译介其实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探讨课题，因为它毕竟就是一部经典小说。尽管在中国有过若干译者，但时间跨度仅有百年，梳理起来也很容易。然而，当我们拓宽对“译介”一词的认知，把它从一般的翻译介绍导入翻译学的范畴，探讨领域就会随之改变，探讨视野也会豁然开阔。
1．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悖论 对于《源氏物语》的翻译批评，30 年来有过几篇像样的文章，但大多文章也就是泛泛而论，没有严格地对照原典与译文的验证探讨。其实，翻译批评不仅是对著作的尊重，也是对译者的尊重。的确，在翻译批评中，日语论文，译者永远是被批评的“弱势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没有为译出优秀的著作而努力。译者的能力固然参差不齐，可是翻译学本身的局限性，实实在在制约着翻译的可能性，翻译的等价效应也注定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是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谁都挣脱不了的诸多主客观制约。 作为《源氏物语》的译者，无疑会致力于把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著作的神韵、内容的真实性和逻辑性、著作的气势和力量、著作的风格和结构的多样性以及著作的语言节奏和文学色彩表达出来。为此，译者动笔之前，不得不对以下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 ( 1) 原典原文的语篇和文体风格; ( 2) 汉语的语理与源语语理的互通性; ( 3) 源语和汉语所属的社会和艺术环境; ( 4) 美学认知与表述。 对于美学认知与表述的联系在此稍作赘言。 之所以要对该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是因为译者的审美取向不仅体现在文学著作的形式上，也体现在内容上，诸如主题思想、人物刻画以及由此析出的民族艺术的方方面面。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遇到原语著作中涉及的风俗、礼仪、典故、音乐、美术等，以及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各种制度、甚至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有的一切艺术积淀。面对非语言因素的种种问题，译者的审美取向与翻译对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展现。译者自身生活经历的特殊性、文化修养、文化趣味、个人气质、倾向和兴趣、教养和理想，都会左右对原典的理解，更会左右对原典的阐释。译者对原作的解读阶段，往往凭着审美直觉有意无意地进行着选择。从文学意义生成的角度来看，原典一旦进入了译者的审美视野，它就成了无法摆脱情感化的审美对象，因而译文明显地带有译者本人的情感、意志和品格。译者解读原作时主观感情的介入，使得原作里的一切都带上了译者个人的色彩。 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文学是文字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字中有艺术的沉淀。在文学翻译中，能否处理好文字、文学和艺术这三个彼此有别而又相互关联的联系，是翻译能否达到“等价”的关键。 文学文本的意义存在着三种可能性: ( 1) 作者通过文字所要表达的本意; ( 2) 文本自身语符所表明的意义，即文本本意; ( 3) 读者从文本中感受到的意义。对文本的理解相应地也存在三种形式: ( 1)对作者本意的理解; ( 2) 对文本本意的理解; ( 3) 读者反应式的理解。从文学翻译的角度看，译者( 也同时是读者) 离不开对源语文本几个层面意义的理解和阐发。( 陆五九，2017: 16)笔者更倾向于传统的具有客观主义特点的解释学，在文学翻译中，文本中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是相对确定的。虽然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始终处于历史性的演变之中，但并不是指文本作者的原初“含义”发生了变化，而是文本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正如伽达默尔所认为“一件文本具有特定的含义，它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当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在时间行程中读者的态度、感情、观点和价值标准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他经常是在一个新的视野中去看待著作文本的。对读者来说，发生变化的并不是著作的含义，而是读者著作的含义的联系”( 谢天振，2017: 21) 。所以，窃以为，“在文学翻译中文本的‘含义’没有变化，变化的是译者与文本的一种联系，即‘意义’。伽达默尔认为整个文本的意义全都是变动不居、无法确定的。这种观点能解释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的特点，对我们的翻译也有借鉴意义，但许多译论者借此过于夸大了译者所带有的历史视阈”( 陆五九，2017: 16) 。 毫无疑问，在实际翻译中译者主要是受到原文文本的约束。译者必须尽最大可能准确解读原文文本中所包含的作者的本意和文本意义，并且用另一种语言去表达。“在文学翻译中，原文文本意义是相对确定的，我们不可夸大其不确定的一面。在一定的具体时期内，强调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对翻译实践来说更有意义。而文本意义的不定性的作用对文学翻译总体而言相对是次要的，是有限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