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年前，也即 1915 年的 9 月 15 日，陈独秀(1879—1942) 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 9 月更名为《新青年》) ，在寒风萧瑟的苍茫原野中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万马齐喑的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艺术运动。在新艺术运动兴起之初，语言文字作为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的载体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因而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很快就演变成了这场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尽管语言文字改革既涉及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等语言层面的问题，又涉及注音字母、汉字简化之类文字层面的问题，但是自 1918 年始，尤其是 1923 年之后，很多思想艺术界的名士，如胡适(1891—1962) 、陈独秀、鲁迅 (1881—1936 ) 、钱玄同(1887—1939) 、傅斯年(1896—1950) 、赵元任(1892—1982) 、林语堂(1895—1976) 、黎锦熙(1890—1978) 、刘半农(1891—1934) 、蔡元培(1868—1940) 等，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该不该废除汉字、能不能废除汉字以及应该选用什么字母拼写汉语等有关汉字改革的具体问题之上，并针对这些问题各自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多方参与争论的结果是，1928 年国民政府学院院(教学部) 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的制定，既是新艺术运动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我国汉字改革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对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兴起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甚至是对世纪转换期的我国台湾“通用拼写”之争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因此，时至今日，仍有必要对当年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乃至整个汉字改革运动的本来面貌和本征性质展开全面深入的考察。其实，同属汉字艺术圈的日本也曾发生过一场对于汉字的存废以及采用何种罗马字拼写法的争论。虽然这两场争论的时空环境完全不同，但是彼此之间并非毫无相似和相关之处。 因此，系统地回顾一下日本的罗马字拼写法争论史，或许对理解中国的汉字改革运动与国语罗马字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思考汉字改革的发展方向与汉语拼音的发展前途等问题会产生些许助益。 幸运的是，二战结束后，触及日语罗马字化问题的论着已经出现了不少，这为笔者深入研讨这一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不过，这些论着大都是围绕日本“国语国字”改革问题展开的，因此在罗马字拼写法这个问题上着墨十分有限。虽说也有一些文章专门讨论了日语罗马字化问题，但是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只停留在对某个时期、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的考证说明上，以致时至今日人们仍能不时地听到这样的发问———日本怎么会有多套合法的日语罗马字拼写规则? 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显然，要解答这些问题，也有必要对现行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来龙去脉作一全面考察。 基于上述考量，笔者尝试分甲午战争前、甲午战争至二战、二战之后三个时间段，对日本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多套日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最终结局作一研讨。需要申明的是: 日语罗马字拼写问题的牵涉面非常广，它不仅涉及清音、浊音、半浊音、拗音等假名的拼写问题，而且还涉及促音、长音词语的拼写以及词语的区隔与结合等问题。为使历史陈述尽量简明扼要，本文将以假名拼写法之演变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他问题譬如说深层次的词语拼写问题，将尽可能地不予触及。对此，还望各位予以谅解。 二、“平文式”和“日本式”罗马字拼写法的登场 (一) 明治初期的日语罗马字化论 19 世纪 50 年代打开国门后，为准确把握海外情势，日本一批又一批地组织代表团赴欧美、中国考察访问，实地了解各国的情况。在中国，日本考察团看到的是刚刚经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社会惨象，例如破烂不堪的城墙、没有军舰的军队、怯弱愚钝的民众等; 而赴欧美考察看到的却是工厂、铁路、电信局、议会、银行、学校、图书馆等。通过东西对比，以福泽谕吉(1834—1901) 为代表的“洋学者”们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以西洋为师、走文明开化之路。在这股西化风的熏陶下，一些人开始对表意文字汉字大肆鞭挞，为西方的表音文字罗马字大唱赞歌。 其实，早在 18 世纪日本就已出现了批评汉字在有些方面不如罗马字的声音。例如新井白石(1657—1725) 在《西洋纪闻》(1713 年) 中就曾提及: 罗马字虽只有二十几个，却可记录天下所有语音; 汉字有数万，不仅难记难解，而且有时还不敷使用。类似观点在森岛中良(1756—1810) 的《红毛杂话》(1787 年) 中也能看到。不过，他们都没有明确主张废止汉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