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日语语言学探讨依然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数量大、水平高”的特点,成果丰硕,形势喜人。以2017年中国日语教育探讨会年会为代表,全国各地召开的日语语言学相关学术会议高达15次。 以《日语学习与探讨》等专业期刊为首,各级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再攀新高,达239篇[1]。本文延续和借鉴彭广陆(2017)、徐一平(2017)、王忻(2017)、曹大峰(2017)、李运博(2017)的基本措施,对主要期刊论文、部分专着、探讨论集及国家社科项目的探讨成果进行评述。 2017 年 11 月 16 日—12 月 15 日间,笔者由西安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多次点击进入中国知网,在文献全部分类页面下,以“全文”为检索范围,输入检索目标“日语语言”后,共获得最大记录1986条。经手动筛选和补充[2],共获得外语类核心期刊、日语界高等级期刊《日语学习与探讨》、《东北亚外语探讨》、集刊《日语探讨》及部分学院学报、集刊(《汉日语言对比探讨论丛》、《日语教学与日本学》、《日语教育与日本探讨》所发论文239篇。 1 论 文 为了便于考察,笔者将上述239篇论文分为语义语法类(含词汇)、语用类、习得及偏误类(含测试)、日汉对比类、日语教育类、其他等6个类别进行评述。(各类别论文数量见图1)【1】 1.1 语义语法类论文 总起来看,2017年语义语法类论文呈现出以下4个特点:(1)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论文多;(2)研讨词汇类的论文多;(3)关注授受联系;(4)关注日语教育语法的构建。 1.1.1 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类论文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是近年来国内外语界的一大特点,本年度的日语语言学论文充分体现出了该特点。在笔者所收集的84篇有关语法、语义、词汇探讨的论文中,基于认知语言学角度考察的论文就有15篇,占到总数的18%。这些论文除了使用传统的隐喻(包括转喻、提喻)认知模式外还较多使用了原型范畴理论、棱柱形模式等。 李菁菁的《动词「つく」的语义扩展与认知机制——以「~が~をつく」的结构为中心》[3]一文认为动词「つく」共有5个义项。除本质义项“用尖物、细长物、手等施力于另一物体”之外,其余的4个义项是通过转喻和隐喻机制来实现的。白解红、王莎莎的《汉语网络流行语“萌”语义演变及认知机制探寻》[4]认为“萌”的语义演变过程是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的过程,汉日网民通过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的认知机制,推动汉字的意义不断发生演变。刘莉、赵伟秋、朱婷婷(2017)[5]利用原型理论,通过图式描述不同语境下动词「つける」的各个义项所体现的空间认知联系。这些图式具有相同的内部概念结构,由此构成隐喻映射的基础,同时前后图式也自然成为隐喻映射的源域和目标域,正是这种推理模式的转移,「つける」在隐喻链条的影响下,逐渐扩展出庞大而复杂的语义范畴。吴伟丽(2017)[6]借用原型范畴理论探讨了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认为程度范畴是“量”范畴下的一个下位范畴,程度副词内部成员语义的共性是“量性”。吴宏(2017)[7]则利用棱柱形模式,剖析了日语组合型人体惯用语语义扩展的三种方式(隐喻义、转喻义、扩展义)。邵丽勤的《「かえす」单独使用和复合使用时的多义性探讨》[8]则利用意象图式,结合语料库的实例具体略论了「かえす」单独使用和作为复合动词后项使用时表现出的多义性,抽象出各种语义共同的意象模式,对各语义之间的关联性这一先行探讨遗留问题进行了考察,以期使学习者在接触该词时对其有一个整体清晰的把握。此外,脱小杰(2017)[9]、杜丽丽(2017)[10]也分别利用认知模式略论了多义动词「とる」的多义性和体态语“手”所表达的隐喻模式。 1.1.2 语法探讨类论文 语法探讨类论文关注的热点是句法、语法律史、“体”范畴等问题。沈书娟的《日语主语从句类复句中的主从联系——以句型「…が…ことは…」和「…が…ことが…」为例》[11]通过定性略论发现主语从句类复句中至少存在6种以上的主从联系。通过定量略论发现,超过半数例句集中在“明示盖然性”[12]这一主从联系上。于日平的《双重主谓句的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以「主题は―主语が―情意形容词」结构句式为例》[13]明确了「主题は―述题」句式和「主语が―述语」句式的不同语法功能,提出了对「~は~が―述语」句式进行句子层面的“句式框架结构”和句子成分层面的“句中成分结构”的新略论法。白晓光的《“语篇展开型定语从句”的定义和功能——兼与增田(2017)商榷》[14]一文对增田真理子(2017)[15]发表在日本权威期刊《日本语教学》上的论文『谈话展开型连体节』提出质疑,认为其定义有不严密之处。该文探讨发现语篇展开型定语从句的基本语篇功能是“信息附加”,增田指出的三种功能只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从属性表达到事件表达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附加功能。该文虽未全部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种与日语本族语者直接展开争鸣的勇气值得肯定,这也反映了中国日语探讨的不断进步。此外,陈雨贤(2017)[16]与史倩倩(2017)[17]分别研讨了语法律史的相关问题。前者研讨了时枝诚记语法思想的理论源头,认为江户时期本居宣长等人的探讨积淀是时枝语法的理论源头;后者剖析了松下大三郎的动词自他界定判断标准在明治、大正、昭和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