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明确主张废止汉字的是幕府的外文翻译机关开成所的前岛密(1835—1919) 。前岛密于 1866 年、即明治维新前夜，通过开成所的总管向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 提出了一份题为《废止汉字之议》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他表明了这样几条废汉字的理由: 学童在学习汉字上耗费掉的时间太多，这不利于他们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 学童学习汉字会不自觉地产生崇尚中国的思想，这不利于培养他们的爱国心和独立意识; 学童学习汉字容易受到中国式价值观的作用，日语毕业论文，从而产生轻视技术和实业的思想。对于废汉字的可行性，前岛密天真地认为: 只要对日文的文体、词汇等稍加改良，全面废止汉字、使用表音文字不至于造成书写和阅读上的混乱。明治政权成立后，前岛密又先后于 1869 年、1872 年两度上书政府机关建议废止汉字。不过，前岛密当时主张采用的表音文字并非罗马字，而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假名。 在主张废止汉字的人当中，最先倡导采用罗马字的乃是汉学者南部义筹(1840—1917) 。 南部义筹 1869 年向明治政府的学术机构总管山内容堂(1827—1872) 提交了一份题为《修国语论》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是用汉语写成的，但主张的却是废汉字、采用罗马字。1872年，南部义筹又将一份题为《改换文字之议》的建议书提交给了刚刚成立的文部省，再次呼吁废止汉字、采用罗马字。 继南部义筹之后，着名启蒙思想家西周(1829—1897) 1874 年也公开宣示日本应该改革文字、采用罗马字。众所周知，西周曾于幕末秘密赴荷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曾制造出诸如“哲学”“理性”“现象”“主观”“客观”“演绎”“归纳”等大量新鲜译语。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为何要主张使用罗马字呢? 在《明六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题为《论用洋字书写国语》的论文中，西周这样总结道: 采用罗马字后，有利于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 将促使书面语与口语走向统一; 任何人，只要认识二十六个字，便基本具备了阅读、书写能力; 可以很方便地导入西方的算术数字及其笔算法; 可以直接引进西方的打字、印刷器具; 可以原样导入西方的学术用语; 可同欧洲共享精神财富，并有利于弘扬日本国民的美德等等。显然，较之前岛密的废止汉字论，西周的罗马字化主张中所含有的情绪色彩要淡得多。 在众多罗马字论者中，观点最为激进的可谓是森有礼(1847—1889) 。森有礼早年曾赴英国留过学，1875 年起先后担任过日本驻华全权公使、驻英全权公使、日本文部大臣等。他1872 年 6 月在担任日本驻美代理公使期间曾给耶鲁学院的语言学教授怀特尼 (WilliamDwight Whitney，1827—1894) 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森有礼明确地披露了自己废止日语、采用英语的想法。森有礼认为，日本不仅有必要废止现有文字，改用罗马字; 甚至还有必要废止现有语言，改用英语。对此，怀特尼忠告道: 文字只不过是表示语言的手段，如果感到不便，可以废止、改用其他文字; 但是废止语言自身却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因此，怀特尼向森有礼建议: 对日本来说，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搞好日语罗马字化改革，而不是如何用英语取代汉语。 罗马字化论兴起后，马上遭到了启蒙思想家、教学家福泽谕吉、西村茂树(1828—1902)的严厉批判，但是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并没有全面否定日语罗马字化主张。福泽谕吉在 1873年的《文字之教》中强调: 使用汉字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突然间废止汉字同样有问题，因此最好的措施是节制使用汉字，减少汉字字数，等机会成熟时再施行变革。西村茂树在《明六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应该根据开化的程度推进文字改革论》一文也给激进的文字改革论者泼了一瓢冷水，他强调文字改革必须稳妥、慎重。不过，因当时确实存在着民众识字率偏低、汉字和假名都难以用打字机打印、印制报纸时找字排字太烦等问题，加之很多人接受了音素文字比音节文字先进、音节文字比象形文字先进的观点，所以急切主张日语罗马字化的声音仍不绝如缕，日语论文，甚至越来越大。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清军在越南战场上失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再次受到了严重冲击。此后，日本国内的脱中国化舆论迅速升温。一些学者在反思中国再次败给西方的原因时指出: 中国之所以不敌西方，是因为教学太落后; 汉字、八股文、科举制度不废，中国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例如，从1890 年起先后担任日本贵族院议员、东京帝国学院(现东京学院) 总长、文部大臣的外山正一(1848—1900) 在1884 年11 月的一次集会上就以中法战争为例说道: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学习文字上花费的时间越多，那么在学习知识上花费的时间就会相对减少; 中国人在学堂里学习汉字之际，西洋人正在苦心钻研电气、造船等技术，这样中国在战争中不败给西方才叫奇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