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开益(2017)[18]、孙佳音(2017)[19]及邱林燕(2017)[20]均进行了“体”范畴相关探讨。肖开益以「タ」、「スル」、「シテイル」为中心,研讨了「节」中的时间表达形式,认为「节」的从属程度、主句的时间表达都对「节」中的时间表达形式有作用。孙佳音研讨了「いつも」、「つねに」、「ずっと」三个时间副词作为其本质特征的“体”意义,并梳理其与句子谓语“体”的对应联系。邱林燕基于动词及时间的界限略论,考察了日语结果否定句的成立要因。指出结果否定句的成立与前文动词的界限及所表示事件的界限相关。前文动词为具有无界动词特点的有对他动词,且所表示事件为无界事件时,后文可对其结果进行否定,构成结果否定句,否则结果否定句不成立。 1.1.3 词汇学探讨类论文 中日词汇交流是词汇学方面论文关注的重点。陈力卫的《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以“民主”与“共和”为例》[21],从中日语言交涉史的角度考察了“民主”、“共和”二词的形成及其概念变迁,认为二词的中日概念形成及其作用是“中日类义词的意义互补”模式的具体体现。李运博的《周作人在中日两国近代词汇交流中的影响和作用——兼谈周作人的日语观》[22]和蒋芳婧的《改革开放后中日经济词汇交流的探讨》[23]分别考察了近代和现代的中日词汇交流。李运博认为周作人在著作中使用日语借词或许是一种无意的行为,但不能因此忽视他在日语借词传播和融入到中国方面发挥的重要影响,更不能用是否有意提倡来评价其在传播日本艺术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蒋芳婧则认为,当代中日经济词汇交流呈现双向交流的新模式:既有“泡沫经济”等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词汇,也有“创业板”等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词汇。李旖旎、徐敬宏(2017)[24]、杨陇(2017)[25]、黄瑞云、黄景兰(2017)[26]、徐寅(2017)[27]等均考察了汉语中的日源新词。李旖旎、徐敬宏考察了网络流行语中的日语借词,从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借词中找到了其内在规律,即可分为音译、意译、汉字借词、拉丁字母借词、特殊语法结构借词和特定动漫著作借词等六大类。黄瑞云、黄景兰根据具体词例,将汉语中的日源词分为“起用古代汉语词汇”和“用汉字创制新词”两个类型,并探讨了它们不同于一般现代汉语词语的特点。徐寅以「丼」为例指出新时期日源词的借用方式由单纯借形、借义变为借音的新特点。 与以上探讨相反,黄燕青的《古日语对汉语介词的借用现象——“从”在『万叶集』中的应用》[28]、陶金的《近代汉字新词对日传播的历史成因解读》[29]考察了汉语词汇对日传播的情形。黄燕青认为万叶和歌中“从”的使用状况反映了古汉语对日语的作用。汉语介词“从”作为万叶假名的正训字使用时,表空间的经由、起点、目的地及时间起点等意义时与古汉语基本相同,句法结构上也有借用汉语语序的现象。该文突破了同类探讨中重实词、轻虚词的传统,有一定的开拓意义。陶金立足于中日两国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背景,对汉字新词对日传播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此外,邵艳红(2017)[30]以《明六杂志》为资料,略论了明治初期日语三字词(如「収纳高」等)的使用状况、构词特征等,认为当时所用的后缀已成为现代日语常用词缀,为现代日语三字词打下了基础。王秋菊、赵佳(2017)[31]从艺术语言学的视角对“盂兰盆”一词作了历时动态考察,认为该词源于中印两国的佛教交流,传入日本后延伸出新的艺术内涵,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