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丽的《日语方位词“上”的语法化考察》[32]通过对方位词“上”的训读「うえ」和音读「じょう」的语法化考察,归纳出了两条规律性类型特征。(1)如「うえ」作为形式名词,可承接定语小句,并与其后的格助词一道,形成格助词性用法,进而形成接续助词性用法。(2)「じょう」不能单独承接定语修饰,必须以后置词的形式依附在汉语词之后,与该汉语词共同形成接续助词性用法。王华伟、曹亚辉的《日语动词使用频数分布特点及其作用因素》[33]通过对动词使用频数分布情况的考察,得出高使用频数内的动词随着频数的依次递减其数量在增加而低使用频数区域内的动词每个区间内其数量没有一定规律的结论。建议日语教育中要多给出一些使用频数高的实例,以帮助学习者理解词义,提高产出能力。芦茜的《日语反义二字复合词的词法特征考察》[34]一文使用计量统计的措施对177个日语反义二字复合词的词法特征进行了考察,发现兼具名词、动词词性的日语反义二字复合词的名词性用例占绝大多数,并且当反义二字复合词兼具副词词性时,其作为副词时的使用率较高。 1.1.4 授受表达、可能句探讨 涉及授受表达、可能句探讨的论文共有6篇,显示了授受表达及可能句探讨仍然是语言学热点问题之一。林韶南的《「Vテモラウ」的意义和用法——具有事先请求的情况》[35]一文通过语料库检索,对具有事先请求情况下的「Vテモラウ」进行了考察,发现其意义的下位分类存在请求义、指示义、表达愿望义、许可义四种。朱秀丽的《「クレル」的语义类型与语义特征》[36]认为「クレル」的基本义是给予物品义,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扩展为给予行为义、给予行为支配义、恩惠义、讽刺不利义、祈使义和说话者立场义六种类型。陈文君(2017)[37]利用产生于汉语界的语义指向略论理论,对日语补助动词「テヤル」进行略论了新的分类探究,考察了各类型「テヤル」句所要求的前接动词类型以及句型结构之间存在的规律。孙斐(2017)[38]通过对不同体裁语料的考察,发现与其他两种授受助动词句相比,「~てくれる」句使用频率最高,分布的体裁最广泛,不论从语法形态上或是篇章层面上来说都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特殊性,因此建议编纂日语教材时应该将此成果反映其中。此外,段启云(2017)[39]和于姗姗(2017)[40]分别研讨了授受表现中的恩惠意识和授受动词的“视点”和“方向”问题。 安书慧的《日语的可能表达方式及内部机制》[41]突破传统的两分法(能力可能及状态可能),提出了将可能表现分为11类的新分法,例如将「~て(は)いられない」分为“心理可能”,将「この冷蔵库は大きいからたくさん入ります」中的「入る」分为“自发可能”等。 1.1.5 有关日语教育语法构建的探讨 适合中国人的日语教育语法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彭广陆、曹大峰等为代表,近年来推出了一大批成果(如曹大峰2017、彭广陆2017等)。如彭广陆(2017)[42]提出了面向汉语母语者、与汉语语法系统接轨的新的日语词类系统。曹大峰的《面向学院本科教学的日语教育语法建设——理念、内容、措施的更新与发展》 1.2 语用学探讨类论文 语用学方面论文共有29篇。其中研讨礼貌现象的11篇,研讨具体言语行为7篇,研讨女性语、体态语探讨的论文各2篇,其他论文7篇。 礼貌现象探讨一直是语用学的重点问题之一,本年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礼貌策略理论及由其发展而来的话语礼貌理论。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的「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论の新构想と异艺术间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日中比较を中心に」[44]一文第一次面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其所提倡的话语礼貌理论的全貌及该理论在跨艺术交际中的运用,是不可多得的话语礼貌理论入门论文。李宇霞的《用“礼貌准则”理论研讨中日话题选择的问题》[45]就使用日语和汉语初次见面时所选话题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应用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理论进行了略论。朱世波的《礼貌准则与日语敬语》[46]在对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策略进行介绍的同时,针对国内关于礼貌策略的质疑点及其与日语敬语的联系进行了总结和研讨。王小丽(2017)[47]以《红楼梦》为例,略论了日译本中非礼貌语的翻译策略。非礼貌语是礼貌现象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相关探讨较少,王小丽的探究性探讨值得评价。范冬妮(2017)[48]与李凝(2017)[49]均考察了属于消极礼貌策略之一的日语模糊限制语(hedge),对其功能、使用场景等进行了略论。朱棠、邹晓玲(2017)[50]研讨了有关“死亡”的忌讳语并做了中日对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