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辉的《中日色彩语“绿”多种含义比照》[69]就汉、蒙、日三种语言进行对比,认为色彩不只具有单一的词汇意义,同时具有艺术和社会意义,同一色彩词在不同语言中,其意义既有重叠的时候,也有明显异同的时候。龙泽筠、周金声(2017)[70]对色彩词“青”在汉、日语中的语义进行对比发现,“青”在两语言中均具有丰富的含义,在应用上既有相同点(如在表示对色彩的物理感知时语义大致相同),又有明显的异同(如由于艺术不同对“青”的理解、喜好不同)。杨娟(2017)[71]对流行词“萌”的词源、词义、词性等进行了考察,认为相较日语,汉语中“萌”构词功能更强,用法更自由。吴俊的《近代以来“同志”一词语义演变及其与英俄日语转换的探讨》[72]一文,就诞生于古汉语的“同志”一词的语义变化进行了历时略论,应研讨了其与英语、俄语、日语的转换。施晖、栾竹民(2017)[73]以“个性强的人”为中心,对比了汉日语中的“性向词汇”,发现中日两国在评价“个性强”的人际行为方面,既有负面评价倾向显着的共性,又有正面评价方面的异同,即中国人注重“精明强干、不服输”和“有正义感、坚强”,日本人更加看重“与众不同、有特点、幽默风趣”等。 徐莲的《日语「上」和汉语“上”的原型义对比探讨》[74]通过联想实验发现两者均具有单一的原型义「高方位」义,但两者原型义的内部有异同,「上」的「上方」义更为典型,而“上”的「上表面」义原型性更高。无独有偶,刘艳绒、刘国勇(2017)[75]也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了汉日方位词“上”,指出二者间表现出不对称性,这与徐莲指出的「上」和“上”在“圆形结构和内部倾向方面存在显着异同”应属相似结论。桂雨薇、秦礼君(2017)[76]与李月秋、李东哲(2017)[77]都关注汉日惯用语比较探讨。前者对惯用语的语义、结构及语义特征进行了对比,后者就惯用语的结构特征(语法构成和语音形式)进行了对比。 张惠芳的《「デハナイカ」与“不是…吗”的对照略论”》[78]属情态对比类论文,发现日语「デハナイカ」在会话中的使用频率比汉语“不是…吗”高3.8 倍左右,同时一半以上都为“提供话题”功能,与此相反,“不是…吗”大多数为“要求确认功能”。 颠覆了学界一直公认的“确认用法”为「デハナイカ」主要用法的传统观点,结论具有创新之处。王晓华本年度发表的两篇论文也均聚焦于日汉情态对比。《语义地图理论在日汉情态对比探讨中应用的可行性》[79]注重措施论研讨,围绕日汉情态对比探讨的三个难题(近义情态标志、日汉多义情态标志、日汉认识情态的体系化)展开探究,证明语义地图能够较好地解决日汉情态对比探讨中存在的情态类型不对称、情态标志意义功能不对称、语义模糊和连续等诸多问题。《汉日情态共现的异同与共性》[80]发现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排列顺序。汉日情态标志共现顺序相反现象背后隐藏着某些人类语言共同的规律:汉日的情态连续共现都遵循情态的语法化链顺序,主观性弱的情态类型离V(VP)近,主观性强的情态类型距离V(VP)远。刘金凤(2017)[81]、朱德梅(2017)[82]均考察了汉日主语省略现象,认为日语的省略现象多于汉语,但日语中由于有敬语、授受动词使用等特殊表达方式,日语的主语省略易于汉语。朱立霞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日汉小说中的省略对比探讨》[83]利用日汉平行语料库对比略论了日汉小说中各对应句法位置上省略的分布后发现日语小说的省略频率远高于汉语;日汉、小说中成分省略有倾向性层级,主语、定语最易被省略;省略的数量随语言使用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杨丹(2017)[84]就“V了”与日语各种时态形式之间的对应联系进行考察后发现,“V了”在表示完成时态时,多与日语中的「シタ」、「テイル」、「テアル」、「テシマウ」形式对应;在表示起始时态时,与「テクル」形式对应;在表示继续时态时,与「テイル」形式对应;在表示即将时态、即行时态时,与「スル」形式对应。盛文忠的《类型学视阈下的汉日语多项形容词定语语序对比探讨》[85]认为,多项形容词定语共现时,可别度准则、主观性准则、语义准则、语用准则等多个准则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当多个准则相互和谐一致时,语序相对比较固定;当多个准则之间相互竞争冲突时,语序相对自由。李光赫、张建伟的《从期待性看日语和汉语的条件句》[86]从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角度对日语条件句和汉语条件句进行了考察,指出日语的「ト条件文」「タラ条件文」和汉语中的“P,就q”条件句偏重于跟前提条件相关系;而日语中的「バ条件文」和汉语中的“P,才q”条件句偏重于跟必要条件相关系。姚艳玲的《日汉语“位移事件”表达式的对比探讨》[87]属实证探讨,对位移事件表达相关先行探讨中指出的“汉语多用方式动词,而日语多用路径动词”的使用倾向观点进行了实证,并据此主张日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 1.5 日语教育类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