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从文化、媒介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对1800年前后与1900年前后德语文学代表著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文本进行解读,探析其中对媒介问题的表现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深究文学的媒介性质。这种考察角度的合理性来自于上世纪末在人文科学及文艺理论界兴起的文化转向,该思潮要求突破传统的独立探讨界限,以开放、多元、综合等为理念导向,以跨学科、跨领域为操作手法,在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中寻得理解与解决当代复杂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媒介作为与人类历史相伴而生的文化技术手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始终起到建构性乃至重构性的基础影响,因此具有相当高的探讨价值。而媒介与文学的结合,不仅在于媒介现象与产物可为文学提供书写的对象与素材,而更在于媒介本身也是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批判性、试验性的艺术门类试图表现与反思的问题。无论是媒介还是文学,其本质都是动态而非恒定的,相较于“什么是”这样的命题式定义,“如何成为”这样与视角及历史语境相关的描述性揭示则更加符合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因此,本文试图研讨的“媒介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媒介性”问题也可以解释为：以媒介问题为关注点,考察它们如何成为“文学的”(literarisch);以文学文本为着眼点,考察它们如何成为“媒介的”(medial)。这两个本就彼此并不隔绝的过程被本文的略论与探讨方式糅合在一起,立体地展示并揭露了两个历史转折点上发生的文化、媒介与文学转型及其结构性原因。 除引言与结语外,本文的论述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理论基础、1800年前后的文字文化与1900年前后的影音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在第一部分中主要从三个方面为后文的展开奠定了科学性、理论性与措施论上的框架基础：首先从德语学界的文化学导向入手,论证了本文视角与程序的合理与可行,并历史性地简要介绍了文化与媒介、媒介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后文对文本实例的操作前提性地解释了原因及必要性；随后着手于具体对媒介与媒介文化的理解与把握,主要论述了探讨界中各个不同方向在使用媒介概念时的不同侧重,以及媒介文化的历史沿革。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澄清本文对媒介的概念性运用有别于时下的技术、感知、交往等模型,而是选取了媒介哲学学派对媒介一词的结构性解读,即以使者形象为喻体,将媒介的本质特性与功能解读为处于中间位置的中性实体所帮助实现的中转过程。这种理解方式并没有提供一种确切的对媒介的定义方案,但却贡献了一种把握媒介的切入点--媒介性,这也是本文考察的核心出发点,文中所要探析的媒介问题指的正是媒介手段所体现的媒介性以及在媒介性上丰富起来的媒介文化。而后者对媒介文化的历史划分与概略定性,则更加具体地指向文本的选择标准与阐释方向,两部文学著作分别被重置于其诞生的不同媒介文化语境之中,并因其凸显的典型性呈现了重构时代媒介图景的可能。 第二部分进入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解读,主要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文字的媒介性在结构上对书信及书信交往所产生的作用,二是文字文化对个体在处理与自我、与他人等关系时所起到的建设与颠覆影响。具体来说,主人公维特的书信展现了因文字性而生的空间与时间转换,发生在时空维度上的错位造成了内心与身体的分离,因此也导致了想象与现实的分离。维特缺乏对想象自我与现实自我、想象他者与现实他者的意识与反思,因而陷入情感危机乃至生存危机之中。 双重解构的并行与杂糅同样是第三部分即大城市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阐释的重点,在主要人物弗兰茨的生活经历中,传统的文字结构与新兴的影音结构交织成他置身其中的生存环境,迫使他对此做出思维与行为上的调整与改变。如果说维特对文字的选择是相对主动并出于自我满足的目的,那么弗兰茨所经历与实行的模式转换则更多是威胁与挫折下的后发对策。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在结构上因书信体裁而具有双重框架,维特为什么书写、如何书写等等这些书写问题的痕迹被维特留存于信文之中,读者直接面对的是书写者的内心；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则因人物经历与环境的特殊性,展现了他面临怎样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他做出怎样的应对选择,读者直接面对的是经历者的视野--读者在前一部著作中跟随着的是维特的笔,而在后一部中跟随着的是弗兰茨的眼与耳。两者的相同之处则在于,它们都展示了媒介现实的多维度与杂糅性,前一部中维特身处实在、可控的身体与虚幻、膨胀的内心的复合体,后一部中弗兰茨则身处秩序规范的监狱过往与混乱无章的城市当下的复合体。杂糅的结构与现实要求相应的杂糅意识与思维、行动、交往模式,而这正是两个小说主要人物突出的缺陷,又恰是这些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经历,为文本的考察与反思提供了着力点,同时也是两部小说之所以具有媒介性的合理解释--使时代特征与问题显现出来。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从媒介性与媒介文化的角度观察德语文学史上两个特殊的转折时期,并将两部具体著作既作为转折的产物又作为转折的推动力加以解读,为重新组织、审视文化历史、媒介历史及文学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并为这一领域的探讨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