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德语文学在新中国的汉译发展轨迹》
摘要：１９５３年创刊的《世界文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５０余年来，《世界文学》积极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语翻译论文本文选取《世界文学》（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为探讨对象，视德语文学翻译为一整体，通过应用描述性译学的探讨措施，力求展现德语汉译著作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状态，揭示其成因并说明其嬗变。另外，通过对《世界文学》中德语文学翻译的梳理，也可以对德语文学在新中国的汉译发展轨迹有一个初略的了解。
关 键 词：德语文学；《世界文学》（１９５３－２００８年）；翻译探讨
一、引言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创办的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它创刊于１９５３年７月，原名《译文》（月刊），意在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上世纪３０年代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的首任主编由茅盾担任。
１９５９年，除文学著作的翻译外，刊物开始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评论，并更名为《世界文学》，１９６４年，主办者改为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探讨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探讨所）。１９６６年它改为双月刊，“文革”期间一度停办，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在内部试发行一年后又正式对外发行。不管是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间，还是在１９７７年复刊后，《世界文学》向中国读者推介了一大批在当时国人还相当陌生的外国作家及著作，在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以及外国文学的探讨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有鉴于此，本论文以《世界文学》作为立足点和切入点，视德语文学翻译为一整体，以翻译探讨学派的描述性译学理论作为理论背景，通过第一手的资料收集和实证探讨，力求展现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状态，揭示其成因并说明其嬗变。由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几乎与新中国同步，不少单行本译著在出版发行之前会有一些选译的章节在《世界文学》上，相关书评也会在《世界文学》上刊载，因此汉译德语文学在其中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通过《世界文学》这个窗口，我们对德语文学在新中国的汉译发展轨迹也可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二、《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概述
（一）“文革”前《世界文学》中的外国文学整体译介态势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强化，具体到文艺工作，德语论文范文，“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考量标准成为了文学艺术活动，包括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在此大背景下，“文革”前的《世界文学》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视文学翻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以及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办刊宗旨方面特别强调刊物的教化与政治功能。① 在政治先行的思想指导下，《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著作几乎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５０年代初，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均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于是《世界文学》中的文学翻译也出现了偏重俄苏文学的局面，尤其是在创刊的头五年内，俄苏文学一路飙升，从最初的３２篇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７２篇，占据了绝对优势。到了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德语专业论文，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乃至破裂，俄苏文学著作的翻译逐渐减少。此时，加强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头戏。于是，扮演着“亲善大使”②的《世界文学》开始大量翻译亚非拉文学著作，以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在被迫休刊的前一年，亚非拉文学著作已突破百篇。
与先后“大红大紫”的俄苏文学与亚非拉文学相比，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翻译过来的文学著作被边缘化。除了极个别的现代派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得到一定的译介外，一般得到译介的是具有“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欧美古典文学以及“优秀的”和“进步的”现当代文学著作，前者如惠特曼、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席勒等，后者有小林多喜二、杜波伊斯和伯尔等作家。这一时期德语文学著作的翻译数量相对有限。
在５０年代主要译介的是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著作，其次是１９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的著作。关于其他现当代德语作家，如茨威格和伯尔等也有所译介，但数量有限，解读单一。进入６０年代后，德语文学的翻译数量明显下滑，这一方面与中国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革命潮流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外交关系上的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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