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１９７７年复刊后《世界文学》中的外国文学译介特点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革”使《世界文学》一度被迫停刊，十余年间没有刊出任何外国文学著作。
１９７７年９月，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拨乱反正的进行，《世界文学》得以“平反”复刊，并在试刊一年之后，于１９７８年正式公开发行。重新起步的《世界文学》在“新时期”伊始基本延续了６０年代的翻译主旨，“热情推荐亚非拉国家的进步文学著作，介绍和评论欧美各国的现代文学，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文学的反动思潮，特别是苏修领导集团的文艺政策及其恶果。”③以《世界文学》１９７７年内刊第１期为例，当期主要译载了朝鲜、巴勒斯坦、莫桑比克和南非等亚非国家和地区反映当前现实且富有战斗性的小说和诗歌，另外还编发了一些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在古典文学方面则选登了巴尔扎克的两篇小说。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由王金陵翻译的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及其评论文章，契合了当时对“为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之需。尽管是作为反面教材，但是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部小说却打破了苏联文学在中国文坛近２０年的沉寂，在文学翻译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对现当代文学的“正名”，《世界文学》也开始积极译介欧美现当代文学，在正式复刊的第一年里就译载了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英国作家哈•品特的剧本《生日晚会》以及西•棱茨、纳•霍桑和艾•巴•辛格等众多当代作家的著作。除此之外，人们还读到了像《荒诞派戏剧评述》、《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评述》等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外国现代文学流派的论文，大大拓展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整个８０年代，《世界文学》在译介欧美现当代文学方面一马当先，先后介绍了荒诞派、意识流、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新小说派等各种西方文学流派，众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尚未获奖之前也已在《世界文学》上亮相，如品特、西蒙和格拉斯等。而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学》的黄金时期，它的最高发行量达每期３０万册左右。进入９０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人们的视野不断得到拓展，思想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就外国文学的译介而言，其开放性与多元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这首先体现为译介国家和地区的范围扩大。除了英、美、法、日等国家外，《世界文学》也加大了对北欧、大洋洲、加拿大、以色列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以前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译介力度，为读者真正呈现出一幅“世界文学”的图景。其次，翻译著作的择取呈开放性趋势，这体现为《世界文学》在选题方面常和诸多外国文化机构展开合作，如“加拿大文学专辑”（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专辑”（１９９４年第５期）、“以色列当代文学专辑”（１９９４年第６期）和“英国当代青年作家著作小辑”（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在这些合作中，《世界文学》和德国歌德学院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先后举办的８届德语文学翻译比赛占有特殊地位，下文还将对此展开论述。
截止２００８年年底，《世界文学》已走过５５个年头，共出刊３２１期。它在新中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并且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它的存在与成长是一个重要的“良性标志”①，因为它不仅构成了“一部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史。”②
三、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译介
１９５３年至２００８年间，《世界文学》共翻译各类体裁的德语文学著作３４８篇，其中德语小说（中短篇小说居多）１６０篇，占全部德语翻译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