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度科研项目《德语译本与孔子形象在德语世界的转变》（项目编号13SB0234）探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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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语区学者在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略论探讨时，也常常使用比较的措施略论孔子思想、塑造孔子形象。他们将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耶稣等欧洲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宗教创始人进行比较。这一探讨模式彰显出探讨者对孔子及其思想的高度肯定。
关键词：孔子；德语区；比较探讨
作者简介：解藜（198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德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探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4
比较是一种略论对象之间相同点或不同点的逻辑措施，它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被大量使用，也是科学探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逻辑措施。德语区学者在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略论探讨时，也常常使用比较的措施略论孔子思想、塑造孔子形象。具体而言，探讨者把中国圣人孔子与欧洲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进行比较，找出他们之间的相似点以及不同之处。孔子与另一位比较对象之间必须有显而易见的相似点，这是进行比较的前提；比较探讨的最终目的则是找出两位探讨对象之间的不同之处。
在孔子及其思想传入德语区之初，由于沟通交流不畅、文献资料匮乏，更因为探讨者不具备阅读中文文献的能力，必须依赖二手甚至三手材料，这一阶段的比较探讨大多为表面现象的比附，显得比较粗浅。
在一篇以中国为讲述对象的口授记录中，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1] 。康德显然以此彰显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把孔子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几乎成为一种风尚。面对这种简单比附的倾向，德国十九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指出，孔子和苏格拉底二人完全不同：孔子要求所有人服从、听命于国家，为了国家利益在社会集体中各尽职责；鉴于国家体制和管理的特性，苏格拉底要求哲学家不要参与公共事务。[2] 当然，谢林也承认两者之间仍然有可比较的方面：苏格拉底关注道德生活和实践智慧，对思辨不屑一顾；孔子同样关注生活和国家的实践智慧，“他的作品既不是佛教的宇宙进化论，也不是老子意义上的形而上学”。[3] 不过，他认为虽然两者同样重实践、轻思辨，但是苏格拉底是个性使然，孔子则是代表着民族的特性，准确地说，孔子“代表了他的民族对一切超于现有事物状态的东西冷漠和回避的性格”。[4]
二十世纪初，随着儒家典籍优秀德语译本的问世，德语区学者对孔子的认识逐渐深入。探讨者开始从表面现象的粗浅比附转入思想观点的深入比较。1912年，伯纳曼（D. Bornemann）在其所作的对于孔子的报告中指出，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启蒙思想和早期基督教思想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参照物。[5]例如，孔子的整体风格和地位令他联想到采用“助产术”即启发式问答教学法的苏格拉底；孔子的“中庸”思想让他想到亚里士多德，而且两人都是各自所属时代的集大成者；另外，伯纳曼认为孔子“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2.24）的观点与古罗马雄辩家、哲学家西塞罗对于“友谊”的探讨相似[6]； 当孔子站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9.17）的时候，又令其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的思想。
除古希腊哲学家之外，伯纳曼还注意到孔子与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作家在思想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一点，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卫礼贤翻译的《论语》德语译本的启发。卫礼贤认为孔子与歌德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他在《论语》译本中引用歌德《浮士德》（Faust）的诗句“就这样把尘世光阴度过；纵有妖魔出现，也不改变道路”（Er wandle so den Erdentag entlang； wenn Geister spuken， geh’ er seinen Gang！）对“子不语怪，力，乱，神”（7.21）进行注释，暗示两者对鬼神的不屑态度。
一、孔子与耶稣
如果说，前述伯纳曼对孔子与古希腊哲学家及歌德等德国古典作家的比较还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浅层比附，那么，他关于孔子与耶稣的比较已经从表面比附转入深层次比较，属于其孔子思想探讨的重点内容。
首先，他在《论语》与《圣经》两部典籍中发现不少相似的观点和表述。他指出，孔子的某些观点令人联想到《圣经・旧约》的一些说法，如《弥迦书》第6章第8节“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论语》的“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更多的相似之处出现在《论语》与《圣经・新约》之间。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语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节）伯纳曼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中找到与之相应的观点。另外，“凡事要察验，善美的要持首”（《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1节）符合孔子所说的“多闻，则其善者而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7.28）“个人要敏于听，不要急于说，不要急于发怒”（《雅各书》第1章第19节）与《论语》的“仁者，其言也仞”（12.3）也有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
事实上，伯纳曼在孔子与耶稣两位伟大人物的思想观点之中发现更多的惊人巧合。例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孔子也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15.31）耶稣所说的“每一个作天主门徒的教师，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马太福音》第13第25节）与孔子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2.11）几乎是一个意思。耶稣对门徒说：“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约翰福音》第15章第15节）孔子也对弟子们说过类似的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7.25） 孔子与耶稣两者如此之多的相似观点促使伯纳曼教授进一步比较耶稣和孔子两位人物，他发现两者的生平、经历也惊人地相似：孔子和耶稣都生活在各自民族的衰亡之际；他们都来自于与王室有关系的家族；他们不是某种制度的建立者，但是都用格言、寓言、对话和讲道的方式传授知识、传播真理。不过，孔子还是一位重要作家，他尤其专注于文献收集整理的工作；耶稣主要专注于面向普通民众的讲道活动。孔子和耶稣都过着漫游者一般的生活，言传身教、不知疲倦，并带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意识。两人广招弟子门徒，不过孔子建立的是一个实践哲学的学派，耶稣建立的则是一个宗教团体。两人都相信精神、真理和人的力量，都希望对大众、历史和人类有所贡献，但他们又都拒绝利用宣传和外在的统治力量达到目标。两人都以历史为起点，但是孔子只是充满虔诚地重建历史，耶稣的活动没有受到历史的约束。两个人都希望对人类的道德基础产生作用，但是孔子试图在国家制度和人民生活的层面对文化进行革新，耶稣致力于改变个人的信仰和人的本质。单纯从表面上看，孔子和耶稣最终都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功。不过，德语论文，伯纳曼认为两个人也有很明显的区别：孔子在人生的终点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耶稣与孔子不同，他把痛苦、死亡、失败都视为他的毕生使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的事业得到圆满地完成。
通过比较，伯纳曼对孔子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人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看待孔子：他既是最大的障碍，也是最有价值的帮手，“孔子传授的几乎全部内容，我们都可以欣然地肯定，孔子思想的深度和巧妙之处也像他庄重的性格一样令我们感到愉悦。”[7] 但是，伯纳曼在孔子身上还是看到了历史传承和礼仪制度对孔子的束缚。他指出，在孔子的超然见解之下隐藏着某些偏见，虽然孔子极力遏制，仍然难以完全克服。另外，孔子的思想中还体现出对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等道德规章的守旧性，这种守旧性尤其清楚地表现在孔子就妇女地位、专制统治等内容的表述中。至于孔子的宗教思想，伯纳曼明确指出，罪孽和宽恕的思想只是偶尔在孔子的脑海中闪现，对他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为孔子并非不信仰宗教，但是一旦涉及神、灵魂、永生等问题时，孔子完全采取回避的态度，表现得更像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论语・八佾》篇记载：“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3.11）由此可知，孔子相信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包含着最重要的知识和最神秘的力量；而耶稣只全身心地崇拜上帝这一位全能的神。孔子认为尘世间的家庭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耶稣却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第10第37节）孔子曾说：“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5）他最重视葬礼，要求人们严格遵守丧葬仪式；耶稣却对一个打算安葬父亲的儿子冷冰冰地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第8章第21节）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6.17）意思是，“谁能不经过屋门就走出屋外？为什么没有人从我这条路走呢？”耶稣却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孔子感到孤独和心灰意冷，他感叹“莫我知也夫！”还安慰自己：“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面对同样的处境，耶稣却视一切为理所当然：“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马太福音》第11章第27节）至此，伯纳曼对孔子与耶稣的比较探讨得出结论，他认为孔子与耶稣的思维方式和思想高度不可相提并论。[8]
虽然孔子和耶稣在许多方面极为相似，不过伯纳曼认为孔子在思想的深度和高度上都无法与耶稣比肩。可见，尽管伯纳曼对孔子和《论语》不吝赞美之辞，但是强烈的基督教文化优越感使他得出“孔子不及耶稣”的结论，这一点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
格拉底也是探讨者常常与孔子作比较的伟大人物之一。耶稣、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释迦牟尼）被卡尔・雅斯贝尔斯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作为“轴心时代”的文化英雄，耶稣、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关于各自文化圈“产生过历史性的作用，其广度与深度都是无与伦比的”[9]。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点，比如他们都不注重形而上学的思辨；也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例如他们“对待敌人的态度”，孔子要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4.34），苏格拉底认为“受到非正义待遇的人，不可以再行不义”。[10]
学者史蒂文森（Gunther Stephenson）用“令人吃惊”来形容他从孔子和苏格拉底身上找到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轴心时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人物；他们都出现在各自民族混乱、危殆，亟须寻找新方向的历史时期；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没有自己的著作传世，因此只能依据后人的记录、间接证明和相关报告了解这两位人物；他们都表现出淳朴、谦逊的个性，这一点可能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们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天职和使命，德语毕业论文，听到内心的声音，感受到神的指引；他们都为事业奉献出一生，家庭意识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较少；他们都坚信理性的力量；两人在追求真理时都遇到极限，他们认为只有认识到无知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向弟子传授知识如同与知识进行对话，对他们而言，只有对话有助于获得真理；他们都充当人民教育者的角色，社会是他们的教育目标，因此两人学说的重点都是“伦理学”；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认为个人应当服从集体利益，两人的学说都涉及国家；关于流传下来的宗教，他们保持敬畏但疏远的态度，不过，自发的宗教倾向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他们都是在七十岁时泰然面对死亡；对形而上学问题的保留态度和对理性的强调为二人招致唯理论的指责；孔子和苏格拉底在各自文化圈中具有长期而深远的作用，是几千年来各自民族的典范。[11]
然而，在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异同。首先，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伟大教育家。但是各自教育目标的异同是显而易见的。对孔子来说，古代――即公元前一千年的中国――是他为教育设置的坐标。孔子要求人们学习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牢记规范和原则，适应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苏格拉底的教学活动中，批判性思考占据重要地，他试图对传统原则背后的具体情况。因此，苏格拉底的教学目标始终包含自我反省。 在伦理思想方面，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异同表现在：孔子重视对传统的接受和吸收，尤其是融合道德标准的习俗和礼仪。对孔子来说，如果人性没有得到发挥，那么传统也将失去它的意义。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思考的重心在于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尽管古代已经有现成的原则，人们还是应当首先确定伦理的基础。苏格拉底认为重要的是形成独立的道德人格，这也是独立思考的目标所在。
关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异同，史蒂文森考察的第三点是“智慧”。孔子和苏格拉底都被视为人类的智者，但是很明显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孔子重视已有的知识和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生活原则，苏格拉底重视的是认识的极限，他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无知”为基础获得真理。
两人对后世产生的作用是史蒂文森找到的第四点异同。孔子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作用。孔子思想不仅有助于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固，自一世纪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孔子学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孔子本人也辨认不出的完整体系。苏格拉底为欧洲思维方式树立起典范，他的作用并没有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等方面。此外，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的勇敢无畏和泰然自若，以及他在神的指引下反抗国家的行为，也是他对后世产生作用的重要原因。[12]
三、孔子与亚里士多德
孔子的中庸思想会让人联系到古希腊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不过，这两位人物之间的比较并非易事。原因之一当然是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用一位探讨者的话来说，中国思想更像是“直觉的产物”，而西方思想是“理性的产物”。[13]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尽管探讨领域极广，但他本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孔子却和苏格拉底一样没有本人的著述传世。策勒（Otmar Zeller）对两位伟大伦理学家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比较，他主要考察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和两者的伦理思想。
策勒指出，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探讨没有依赖形而上学的因果关系，不过他甚至专门撰文对“第一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进行研讨。孔子完全不关注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感兴趣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是治理民众与宇宙的统一。孔子认为，与远古时代的圣人不同，普通人因为缺乏教育而有缺陷，因此为了完善自我，人必须学习。策勒把孔子视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对鬼神、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漠不关心。用《论语》的德语译者之一克劳斯・伯克（Klaus Bock）的话说，在孔子那里“不仅缺少对世界的解释，也看不到对于人类本质的系统描述”。[14]
对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以人世间的幸福（eudaimonia）为基本目标，追求一种人类能够发挥其固有的理性特征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孔子与之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孔子关注的也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状态，为此无论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当以“君子”和古代智者为榜样。策勒也注意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各自的局限性。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论证局限于希腊城邦的男性自由公民，这是亚里士多德可能遭受指责的地方。他认为孔子面临相似的情况，“有教无类”（15.39）虽然把受教育的权利从贵族扩展到全体人，但是孔子宣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7.3）实际上抑制了“平等的萌芽”。[15]
政治和哲学的关系也是策勒的考察点。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和哲学已然分离，政治学与伦理学虽然并立于他的学说体系之中，但两门学科的探讨范围界限分明。但在孔子思想中，政治为重现建立古代秩序服务，因此社会伦理学和政治作为一个整体位于孔子思想的核心位置。策勒认为，对孔子而言，权力与道德相结合，批判不符合儒家理想的统治者，再加上礼仪制度的重建、个人以“修己”为原则，通过以上方法才能有效治理民众，人类共同的幸福才能得以实现。
对于妇女的社会地位，策勒认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他指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主角一般是男性，他们很少提到女性，即使稍有提及也总是与较低的社会评价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在道德方面，女性相关于男性处于劣势，而且女性的领导能力也不如男性。[16] 而在孔子眼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7.25），与女性打交道很不容易。甚至连国君夫人也只能自称“小童”，对外称之为“寡小君”（16.14）。策勒认为，从国君夫人的称谓能隐约看出当时女性地位的低微。不过他也指出，孔子对女性地位评价不高，主要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风气所致，符合当时父权制社会的要求。孔子试图用他的道德学说消除道德和政治的混乱局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孔子必须坚持父权制社会的习俗，既符合时代风气，也利于他的学说产生足够的社会作用力。另一方面，孔子承认女性也具有管理的才能：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8.20）
策勒指出，这句话中的“乱臣十人”有一人是女性，因此孔子才会说“九人而已”，可见孔子对女性治国才能的认可也是有限度的。[17]
经过全面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德语世界的探讨者喜爱用比较的探讨措施塑造孔子形象，他们一般将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耶稣等欧洲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宗教创始人进行比较，既与被比较对象和孔子所处的时代、在本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有关，也与探讨者眼中孔子的多重身份有关。尽管探讨者几乎不承认孔子哲学家的身份，也否认孔子是一位宗教创始人，但是他们把孔子与欧洲伟大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的探讨模式，足以证明他们对孔子之于中国历史、文化之重要意义的高度肯定。
注释：
[1] （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2]（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前引书，第167页。
[3]（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4]（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前引书，第168页。
[5]D. Bornemann， Konfuzius. Seine Pers?nlichkeit und seine Grundanschauungen nach den Lun Yü. Berlin： Hutten Verlag， 1916. p.23.
[6]但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实际上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说，伯纳曼在这里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7]D. Bornemann， Konfuzius. Seine Pers?nlichkeit und seine Grundanschauungen nach den Lun Yü. Berlin： Hutten Verlag， 1916. p.30.
[8]D. Bornemann， Konfuzius. Seine Pers?nlichkeit und seine Grundanschauungen nach den Lun Yü. Ibid. p.32.
[9]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主译，《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10]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主译，《大哲学家》，前引书，第191页。
[11]Gunther Stephenson， Sokrates und Kung-futse. 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51（1999）.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pp. 13-14.
[12]Gunther Stephenson， Sokrates und Kung-futse. 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51（1999）.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pp. 14-16.
[13]Otmar Zeller， Die Ethik des Aristoteles und die Ethik des Konfuzius � zwei gegens?tzliche Positionen？ FernUniversit?t Hagen. 2017. p.110.
[14]Klaus Bock， Konfuzius Gespr?che （Lunyü）. Bibliothek der Philosophie. Essen： Phaidon Verlag， 1999. p.14.
[15]Otmar Zeller， Die Ethik des Aristoteles und die Ethik des Konfuzius � zwei gegens?tzliche Positionen？ FernUniversit?t Hagen. 2017. p.121.
[16]Otmar Zeller， Die Ethik des Aristoteles und die Ethik des Konfuzius � zwei gegens?tzliche Positionen？ FernUniversit?t Hagen. 2017. p.122.
[17]Otmar Zeller， Die Ethik des Aristoteles und die Ethik des Konfuzius � zwei gegens?tzliche Positionen？ FernUniversit?t Hagen. 2017. p.124. | 
